底特律启示录

对于濒临破产的底特律来说，很多人认为，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造成底特律现状的“罪魁祸首”。众所周知，底特律的财政收入80%依靠汽车工业，但美国近年来的汽车市场份额不断被日本和欧美汽车企业瓜分。同时，工业自动化的普及，加上亚洲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都让美国汽车企业一波接一波地裁员，这又造成了底特律人口的流失及税收的不断萎缩。

事实上，像底特律这样行将破产或已破产的城市不在少数。统计显示，1937年以来，美国有约600个市、镇、县等申请破产；过去30年，申请破产的地方政府不到250个，其中，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就有约15个城市申请破产。

“深层次看，西方国家城市的破产，根源在城市的制度设计。这套制度包括：城市的自治制度、严格的财政预算制度、破产的法律规定。”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在媒体上撰文称，“自治制度厘清了城市与州、与国家（联邦）责任、义务边界；严格的财政预算制度使得破产的实际发生有真实、必须的依据；破产立法则使得破产有法可依。”

“以上这些制度框架设计的目的不是为了鼓励破产，而是使得债权人的权益得到保护、其他相关利益者得以止损，且对城市也是一种保护，如进入破产程序的有些烂账可以一笔勾销，城市的再生尚有希望。破产当然会给城市发展带来严重影响，但破产制度也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冯奎认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破产是一种进步的、必要的城市发展制度设计。”

中国城市须警惕

今年1月，麦肯锡驻上海亚洲地区董事长Gordon Orr曾经预计，中国一个三线城市将破产。“中国城市对卖地的严重依赖是众所周知的。”Orr表示，“各城市过去为建设项目而使用的融资平台将停止运作，且情况可能变得更糟。如没有中央政府的救助，有些城市将无力继续维持运转。”他同时认为，不断对国有企业的贷款进行展期只能让问题得到暂时缓解。

对此，冯奎认为，中国城市不会破产，因为，中国城市的预算约束是宽松的。但专家认为，对中国来说，底特律的现状同样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比如，不能太过依赖单一的发展模式，体现到中国城市，就是不能太依赖投资。

但由投资带来的地方债危机早已为业界所关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表示，目前中国中央债务规模在7.7万亿元左右，地方债在10.71万亿元，“考虑到部分地方债存在一定浮动性，估计，目前各级政府总债务规模在15万亿元至18万亿元之间”。

这不得不让业界捏一把汗，尽管董大胜强调，“总体风险可控，但仍需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管理”。

“地方政府债务总量结合其他公共部门债务一起考虑，虽然总体在安全区，但内含的局部风险一旦被触发，进而发生危机时，可用的机制只能是‘救火’，社会代价相当高。”全国政协委员贾康3月3日在政协开幕结束后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建议，“要化解地方债症结，就必须进一步进行财税体制改革。同时，要逐步走向全面、信息透明、监管到位、风险可控的地方自主发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