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的严峻形势下，该市虽然丢掉了实际利用外资增幅全省第一的桂冠，但30.9%的增幅仍是不低。按照当地一些长期负责引资工作的基层党政主要负责人分析，保守估计全市全年至少近半的外资需要靠“买”才能“实际利用”，那么2012年该市可能花费了至少1.8亿元的资金才买来总量区域第一的佳绩。

基于政绩考核“买外资”的钱，当然只能政府出，但为掩人耳目，该市做法是，先将财政资金转入各县(区)乡(镇)自办的“国企”，再由“国企”以隐蔽科目向“外资中介”支付。县(区)财政勉强能够承担得起这些“中介费”，一些财力较差的乡镇只能向县财政借钱“买外资”。

“买外资”也令一些乡镇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去年该市乡镇一级普遍是1000万~2000万美元的到账外资任务，今年仍被要求有5%左右的增幅。该市一些山区乡镇一年的可用财力还不到300万元，仅“买外资”一项就够呛。

前述该省地方官员的说法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情况，他对本报记者表示，买外资的事大家都知道，但是任务还是不断摊派下来。

“外资买卖”遍地开花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籍企业家也向本报记者讲述了“买外资”产业链的一些内幕。该企业家原是内地籍，从事外贸行业20余年，所投资的产业分布多地，熟知相关细节。

这位企业家表示，各地政府对外的招商引资压力巨大，为了完成任务，几乎不择手段，于是，相应的“市场服务”应运而生，一些机构专门提供外资注册，向地方政府收取费用。近些年来，地方政府“买外资”的综合成本水涨船高，从当年的每百万美元注册资本4万~6万元人民币，到如今很多地方已经达到了每百万美元注册资本30万~40万元人民币。

据他了解，很多地方都在这样做，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到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都有。而从事这个行业的中介机构也五花八门，其中有一些是小贷公司、担保公司等边缘性金融机构，利用手中的闲置资金完成虚假注资、周转。

浙江某县级市此前的一份政协提案，也表现出当地对外资问题的痛苦心态。该提案指出，对官员的外资考核，迫使当地靠工业土地出让搭配“外资”任务，并作为土地摘牌的前置条件。

提案称，该市乡镇及开发区工业用地出让基本上形成这样的规矩：每亩土地搭配10万~20万美元外资。所以市内企业要买土地须先去境外注册公司，然后通过地下钱庄将境内人民币换成境外外币打进来，算是外资引进，可谓“劳民伤财”。据估计该市这样的“假外资”占一半以上，相信全国各地情况也差不多。

该提案还提及，当地外经贸局及乡镇或开发区按每百万美元引进给予企业4万~6万元奖励作为补偿。企业苦不堪言：通过地下钱庄换外汇带来风险和损失，境外注册公司带来费用和麻烦，成立合资企业规模做大以后想上市产生障碍，而企业外资要退出又带来诸多麻烦。该提案最后建议各级政府取消对下级部门外资引进指标考核。

值得肯定的是，一些地方对外资统计的监管正在收紧。例如，江苏省商务厅下发的《外商投资实际到账统计工作指引》(2013年)，对实际到账外资的统计工作作了更严格的要求。

新的统计指引要求各地商务部门对上报的项目的真实性和数据的真实性同时负责确认，除了采用与外管局一对一确认和人工比对的程序外，还要求各地商务部门在每月上报实际到账外资数据时，须同时报送由各市商务部门分管领导签字和加盖单位印章的“项目和实际到账数据真实性承诺函”。此外，还在原来要提交的所有证明材料不变的前提下，增加“实收资本印花税凭证”和“当期缴纳社保凭证”两项证明材料。

但监管收紧的效果究竟如何，尚待观察。正如上述香港籍企业家表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监管总体上在推进，但绕开监管的方法也很多。他认为，根源并不在商务部门的监管，而在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在竞争压力下，没有哪个地方主要领导敢让自己辖区的外资数据降下来，而这也是上下皆知外资造假却没有一个人敢捅破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