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正大的收入分配调节政策，越来越像云里雾里的八卦绯闻，语义繁复，跌宕多姿。传言的依据多是发改委起草的《国民收入分配改革意见》进入新一轮意见征求阶段，于是不断有诸如“业内人士”放出声来，说年内可以出台，说突破口在打破垄断云云，然后是发改委条件反射地出来辟谣。10月26日中国经济周刊又说，发改委制定分配调节方案上报国务院审批。

最近的几个回合比如9月份，媒体盛传意见已上报国务院，但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的一位官员认为:“网上的消息并不代表我们的表态。”10月份的时候，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前天在国经中心举办的“经济每月谈”上表示，收入分配调节方案已上报国务院待批。公众以为“这个可以有了吧”，哪知隔日又有相关部门出面否认，说发改委的确在研究制定一个收入分配调节方案，但不确定这个方案进展如何，到底有没有上报国务院——“这个还真没有”。

在对收入分配调节方案上的众声喧哗，反映的是公众长期以来的一种价值期待:收入分配，是到了该调解的时候了。调节收入分配，软的硬的理由都有: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所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249拉大到2008年的0.47；眼下来说，内需拉动型增长需要夯实民间财富，确保大多数人口袋里有钱，此外，调结构也需要从分配制度上找到支点。如果结合某些政策信号来看，比如国税总局取消双薪制计税、国资部门规范央企负责人薪酬管理、绩效工资全面启动等，微观领域的收入分配调节已经进入“现在进行时”。可见，不管怎么否认，收入分配调节已经是箭在弦上的事情。

以公平为起点创造财富、以公平为终点分配财富，是国家责任，也是正义规则。相对而言，财富分配公平比创富公平更容易校准，也更直接关乎民生感受。调节收入分配，在不牺牲效率的前提下最大化地实现分配公平，深孚民心，是件好事，那么，为什么相关部门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有个明确的表态，总是欲说还羞？道理恐怕有三:一是在要不要调节这个问题上，相关部门是有共识的，真正难以达成的共识是动哪些部门、哪些领域、哪些人的制度红利，尤其是行政垄断行业，历来官商一家亲，其在决策上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二是非法收入清理起来比较容易，但是，某些“合法的高收入”调节起来难度就很大，尤其是在初次分配阶段；三是分配是经济链条上的四大环节之一，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抵达分配公平的时候，很可能需要在某些体制机制上作相应调整，而这种调整的阵痛显然比分配更甚。

初次分配中过于“限高”容易伤及效率，二次分配中又时常遭遇“财力有限”的“合理”壁垒，这便是分配领域高低失衡的症结所在。好在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积极正视力图纾解。收入分配调节问题关系每个人切身利益，此等大事不仅要多听听专家学者的意见、多了解部门行业的想法，更须躬身于民间，问计于民、问情于民。说句老话:毕竟，社会财富是人民群众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