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清理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的通知》,要求全面清理“红顶中介”, 整治中介服务乱象,规范和引导中介服务。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经在国务院党组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国务院电视电话会议上,从不同角度共计5次提及整治“红顶中介”问题:打着政府的旗号,服务乱,收费高,搞垄断;对企业强制服务,强行收费;成为新的市场“拦路虎”,严重制约市场活力,也为寻租腐败提供了机会。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红顶中介”、“二政府”正在截留蚕食、对冲消减改革的红利。(《中国经济周刊》6月16日) “摁下葫芦”或许容易,但想要“不浮起瓢”却往往很难。当简政放权的改革,却催生出“红顶中介”这一权力变形与出口,的确不过是“摁下葫芦浮起瓢”上演的官场新版本罢了。 现实中,取消了审批权,却冒出来备案权,行政部门不能收费,“红顶中介”却成为新的收费代理。不难设想,当简政放权的政务改革,却遭遇“红顶中介”的消解与蚕食,不仅改革红利被半途截留,改革的预期无从实现,“红顶中介”这一权力外包与利益合谋模式的滋长,更意味公权力乱象的“地下”演变与“隐秘”升级。 好在,“红顶中介”这一权力外包与代理的新苗头,并未能瞒天过海。高层不仅早已对“红顶中介”的伎俩了然于心,更多次强调整治“红顶中介”问题。看来,只需假以时日,浮起来的瓢迟早被摁下,整治“红顶中介”行动的完美收官,也完全可资期待。 不过,对于“红顶中介”乱象固然不应视而不见,相关的整治行动更是大有必要。但是,假如对于“红顶中介”的整治,仅仅是头痛医头式的治理,即便声势浩大,也未必能毕其功于一役。相反,“红顶中介”究竟为何会滋生,摁下简政放权的“葫芦”,为何会浮起“红顶中介”的瓢,或许才更需反思。否则的话,整治了“红顶中介”,会否有更多五颜六色的“花顶中介”冒出来,恐怕在所难免。 某种程度上,简政放权的行政改革,之所以遭遇“红顶中介”式消解,除了暴露出限权之难以及权力本身的恣意之外,仅仅是权力清单上的名义缩减,本身就注定了胜算不大。不难设想,当削减的只是文本上的权力,掌权者的人数和位置却纹丝不动,甚至对应的权力岗位也仍然保留,人家当然不会坐视“既得奶酪”的失去,只要相关的人员仍然在位,想方设法延续和把持过往的既有奶酪,也就永远不缺动力。“红顶中介”这一权力代理与利益共谋的模式如同雨后春笋般滋生,根本也正在于此。 而按理来说,真正意义上的简政放权,本不该只是权力清单上的文字游戏,而更应对应人员和编制的缩减,那些不必要的行政权力所对应的岗位和编制,当然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否则的话,只是权力清单上少了几条,而对应的机关和编制却仍然全部保留,权力减了,人员还在,那么,即便是为了“刷存在感”,下意识中对于限权的抵制,权力的自我衍生与扩张,恐怕都将在所难免。而这正是催生“红顶中介”的原动力。 基于此,“红顶中介”这一权力寻租腐败的新趋向,当然需要警惕。但仅仅是整治“红顶中介”,的确还远远不够。简政放权不应只在权力清单上做文章,唯有彻底裁撤不必要的权力部,缩减其编制和人员,摁下的权力“葫芦”,才不会浮起“红顶中介”的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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