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抱怨中的心结、理顺问题里的矛盾，负情绪就会转化成正能量。

会场上，代表委员热议道德话题、呼吁文明建设；会场外，普通公民坚守价值准则、践行信念理想。会内与会外呼应、认识与实践激荡，全国两会激发出强大正能量。

在辽宁代表团参加审议时，谈及雷锋、郭明义、罗阳等道德楷模，习近平同志称赞他们有“信念的能量、大爱的胸怀、忘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道出正能量的丰富内涵。就在两会期间，武警郑益龙“感动广州”，跳入珠江救人遇难，70多小时后人们找到遗体，发现他连领带都没来得及解开。把医术写在天山深处的庄仕华、带着母亲去上班的陈斌强……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写照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凝聚起一个时代最强大的正能量。

正能量，体现在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健康理性的思维方式、无私奉献的道德情怀。一天雾霾，就看不到10个蓝天，自然会让心情一直灰暗。关注一个丧心病狂者偷车杀婴，却忽略了全社会爱心涌动携手寻人，得到的结论也肯定偏颇。有人甚至揶揄，要让微博“有气质”，只需加上一句“这个社会怎么了”。你不需要是一个歌颂者，但也要看到，灰暗不是气质、负面并不健康，如果一味愤怒、只会“骂娘”，难免会走入“抑郁”。

有人打呵欠，其他人也会忍不住要打；副驾驶座上的人睡着了，司机也会感觉疲乏。有国外学者研究认为，心态具有传染性。而正能量的感染力同样强大，孩子的笑脸、运动的活力、情侣的爱意，都会让人身心愉悦。释放正能量的人越多，整个社会的正能量就越大，个人能感受到的正能量也会越多。这样的良性循环，有赖每个人的给力，更有赖人与人之间的“能量传递”。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大力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正能量的激发，最终正是落实在每个人的“四德”中。很多时候，不需惊天动地的伟业，也无关生死存亡的抉择，而只是默默的坚守、日常的践行，遵循内心深处的道德律令。正如以微薄之力行微小之善的“最美洗脚妹”刘丽代表，正如赡养孤老弃儿的“雷锋家乡活雷锋”杨绍军代表，行虽未惊世，义却能干云。这些榜样，友之师之，敬之学之，可为正能量不竭的源泉。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马德秀说，道德建设需要“知行合一”，可谓关键。

当然，我们也应理解批评、抱怨，更应看到，所谓负情绪中，包含着需要面对、亟待解决的问题，包含着公众对社会管理者的热切期盼。如果能打开其中的心结、理顺里面的矛盾，负情绪也会转化成正能量。两会上，代表委员畅所欲言，整个社会头脑激荡，即便指出问题、进行批评，即便有争论、有碰撞，都是在为国家的未来谋划、为公众的福祉着想，这不正是宝贵的正能量吗？而两会之外的社会事务，又何尝不是如此？

“梦”是去年的年度汉字，“中国梦”也是两会热词。很多代表委员谈到，“中国梦”的内涵，不仅是经济发展、国力跃进，更应该包括文化复兴。这缺少不了民族精神的重整重塑，更缺少不了每个人思想道德水平的提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以十八大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总结的核心价值，整合全社会共同的追求，才能有正能量的不断释放，也才能有“中国梦”向我们的一步步走近。

新的领导机构产生后，政协大会顺利闭幕。从俞正声在闭幕会上充满个性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这位儒雅的新主席对参政议政的理解。让人耳目一新的“三个拒绝”既有原则又不失锐气：我们要遵守章程、认真履责，坚持真理、勇于直言，拒绝冷漠和懈怠；要善于学习、勤于思考，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力求客观公正，拒绝浮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主张；要遵纪守法、克己奉公，厉行节约、勤俭办事，拒绝奢靡和一切利用权力或影响谋取私利的行为。

很多媒体都从这段话中择出“拒绝浮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主张”这句作为新闻标题。这句话确实意味深长，对政协委员如何履行好参政的职责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拒绝浮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主张，意即应该提一些务实的、可操作的、符合国情实际的主张。这让我想起民进中央副主席王佐书的“鸡打鸣”理论：公鸡打鸣不能乱打，打得太早，会被杀了吃肉。打鸣太晚，农人都起床了，也是白打。所以，代表委员参政议政提建议要像鸡打鸣，不能不打，还要打得准。俞正声强调的应该也是这个意思，政协委员应该忠实地履行“打鸣鸡”的角色，提案和建议要提得恰到好处，既能解决实际问题，有建设性，可操作性强，又不能不顾中国的现实、脱离国情的土壤。

网上有句话叫做“你又装外宾了”，调侃那些喜欢提不切实际方案的人：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提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建议，却对中国的现实一无所知，仿佛是对这个国家非常陌生毫无认知的“外宾”。这是一种浮躁的学风。还有些人谈到一件事总是说，应该是这样的，因为美国就是这样的。其实他们所说的美国，也是他们臆想中的美国。

热衷于讨论一些抽象的概念，却对周遭的现实缺乏关怀的热情；不去细究具体的现实，而迷恋于从抽象的概念推理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难免让人感觉“又在装外宾”。有些人之所以会常常断言“中国问题无解”，其实并不是真的“无解”，而是因为其缺乏深入调查的务实精神，不是到现实土壤中去“求解”，而是在抽象的逻辑分析和概念游戏中求解。如果脑子里固执地将某个国家走过的路当成唯一的“正解”，自然就认为与此不同的路都是“误解”，不走那条他所设想的路，就是“无解”了。其实，任何模式都是灰色的，实践之路常青。

这种浮躁的“装外宾”风气在网络上颇为流行。毋庸讳言，在代表委员的参政议政中也有体现，也就是喜欢提一些浮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主张：开口闭口就是要废除什么，而不考虑这种废除会带来的影响；动辄就是要移植某个制度，而不考虑这种移植很可能水土不服。建议立一个法时，不考虑公众能否接受，条件是否成熟；提案设什么节时，不考虑365天可能已经容不下那么多节日了。

一些代表委员特别热衷于提一些极端主张，原因有二：一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提案和建议不“标题党”一些，不激烈一些，好像很难吸引舆论的关注。二是，缺乏认真调研，难免将自己的提案和建议降低到了“发牢骚”的层次——牢骚往往是最好发的，而将牢骚变成对决策有帮助的建议，就需要接地气的调研。个别不负责任的代表委员，平常不认真履职，开会时才想起到网上临时拼凑建议，又想迎合舆论，自然就会提一些看似说得过瘾却毫无价值的建议。

政协委员白岩松的态度值得推崇。他说：我的提案准则从来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你可以感性思考，一定要理性落笔。我的理解是，对中国问题，应该尖锐地批评，大胆地揭露，但涉及解决具体问题时，应该审慎地建议。激进的姿态除了能哗众取宠外，别无用处。

务实简朴，清新的会风在两会轻拂；创新求变，社会的共识在不断积聚。唯有变革求新才能破解难题，唯有先行先试才能走出新路。倡导除弊革新，鼓励先行先试，社会的宽容和变革者的勇气同样重要。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民主的笼子、公开的笼子；城镇化要防止“过度负债”风险……这些是两会上频现的“好声音”；一些地方官员尝试公车车牌公示、广东官员财产公开三试点……这些是今年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无论是“好声音”还是“新情况”，都闪烁着直面问题的勇气，透射出谋求发展的愿望，给人们以力量和信心。

变革是时代进步的要求，也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没有第一台简易的蒸汽机面世，可能就没有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没有电灯发明之初灯丝数秒钟的短暂燃烧，可能就没有今天全世界黑夜里灿如白昼的光亮。鼓励不断创新，允许先行先试，鼓励先行先试，谁也不能忘记这一宝贵的经验。

今天，站在新的发展门槛，继续坚持并深化改革是我们的不二选择。面对无数人向往的“中国梦”，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很可能止步不前，错失改革发展“窗口期”。只有敢蹚大河、敢涉险滩，允许创新突破、先行先试，不断向深水区挺进，才能向光明的对岸不断靠近。

改革需要动力，动力需要积蓄。无论代表委员在此次两会期间的种种热议，还是日常社会上的种种“微改革”，都涉及寻求对束缚的突破，涉及对“潜规则”的直击。这有助于更多经验的探索和积累，也正是改革发展所不可或缺。

创新求变、先行先试需要敢吃螃蟹的勇气，需要内心的坦荡与豁达，更需要社会的鼓励和支持。给他们更多的宽容和支持，给予更多的响应和理解，这才能形成更多共识，为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汇聚更多推动力量。

摘编自新华社3月12日电文/李代祥

3月10日披露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表明，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即将启动，国务院组成部门将减少至25个。但社会上也有一些声音认为，本轮机构改革力度较小，似乎“不太过瘾”。

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一方面对事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体制机制建设，而且有广泛共识、条件比较成熟的，坚定推进改革。另一方面，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复杂形势和各种风险挑战，保持国务院机构的总体相对稳定。改革的重点放在那些严重制约发展、产生较多问题的领域上，才能集中力量攻坚克难，避免陷入“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境地。

其实，改革力度大不大，不能光看机构数目的变化。细看相关方案，本轮机构改革在民众呼声最强烈的领域均有重大突破：无论是铁路政企分开、加强医疗卫生和计生服务，还是统一食品药品监管，改革的方案和民众期盼基本保持一致。可以说，方案既回应了民意关切，又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整合这些部门，也释放出将在这些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信号。

相对于更“吸引眼球”的部委机构增减，本轮改革中政府职能转变掷地有声，落到了实处。比如，减少和下放投资、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改革先主管部门审批、再工商登记的制度，探索行业协会一业多会、引入竞争机制，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等，直指过去政府“管得太死”的症结，鼓励公开透明竞争。转变政府职能十个大项的改革措施，充分体现了对市场和社会“放开搞活”，对政府自身“规范收紧”。

改革的效力不仅要注目宏观设计，更应体现在每一个具体而微的环节。对社会民众而言，本轮改革方案落实后，办企业、开商店再不用跑断腿盖公章，办协会组织再不用挤破头找挂靠单位，到政府部门办事再不用四处托关系、找门子，改革就有了实在的效果。这些制约发展的“门槛”卸掉了，社会的活力就能进一步激发出来。

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过程，关键在于适应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机构改革既不能“温吞水”，也不能患上“急躁病”。那种寄望一步到位、狂飙突进式改革的想法，不仅不符合现实，更是有害的。中国改革就像行驶在高速路上的汽车，动力十足，但需要把握好方向、控制好速度。单就机构改革而言，“小步快跑”更能推动改革走向深入。“小步”意味着不脱离实际、不止于毕其功于一役；“快跑”则意味着改革不停步、抓改一项就落实一项。改革是一场“接力赛”，认真跑好“手中的这一棒”，就是最务实理性的态度。

两会热闹的信息海洋里，每天都会看到无数种声音，七嘴八舌各抒己见。有时候一个声音还没被倾听被关注，迅速被另一个声音淹没了；一个提案还没被充分讨论，很快就被另一个议案所遮掩。这种喧嚣嘈杂的舆论场中，每人几分钟发言的小组讨论中，一些话题被碎片化，部分议政被琐碎的陈述和浅层的批评所淹没。

这种碎片化，是两会舆论场所几乎不可避免的现象。民众平日“上达天听”的表达机会不多，媒体热衷于“终于逮着官员”的两会效应，一些代表委员还没有养成日常议政的习惯，便使只有10多天的全国两会，发生了严重的民意拥堵。大家都想赶着在这几天将自己想法说出来，争相借助两会效应放大自己的声音，抢话筒和争“眼球”是必然的。

每年两会小组讨论中都会出现严重的抢话筒现象，比如今年3月9日，安徽代表团审议人大常委会报告，刘丽连续举了两次手，没轮到发言，干脆直接站了起来：“我代表那些打工的兄弟姐妹们，发个言！”还有，贵州省代表团8日的分组讨论会上，农民代表梁文同和同为代表的副省长蒙启良同时申请当场会议的最后一个发言机会，他说：蒙省长，别和我抢了，让我发几句言吧！我从2月21日被选为代表开始，就一直琢磨要在两会上替农民说点什么。之所以会抢着说，可能是这些代表平常面对重要人物说话的机会太少了。

让人有些担忧的是，在这种众声喧哗的民意中，有些议题被碎片化了，成为七零八乱的话题罗列，你方唱罢我登场，如何能起到应有的议政效果？如何能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

解决碎片化议政，首先要让民意能有更多日常表达的机会，创造条件让民众的批评和监督传达到政府耳中。民众平常有理有处说，有话有处讲，有维权渠道，民声民意在日常得到疏导，自然就不会堵在两会了。

政协委员葛剑雄说：形形色色的各类问题被带到全国两会，让两会承载了许多不应由其背负的内容。有些议案、提案，所议之事、所建之言，是法律早已明确的政府职责，对人大来说，该是问责；对政协来说，则是监督。还有一些问题，太地方化、部门化了，实不该占用全国两会这个宝贵平台和时间——日常渠道的闭塞，让两会拥挤不堪，既让话题碎片化了，也影响了议政的效率。

解决议政碎片化的问题，也需要代表委员们提高自身的议政素养，提高议政质量，让议政从“发几句牢骚”变成“建设性的议政”。议政的碎片化，对应的是议政的“牢骚化”，一些代表委员可能并没有对问题作深入的思考，仅仅停留于发牢骚的网帖层面。一些代表委员经常抱怨自己的建议被相关部委用官话套话敷衍，有部委的不负责任，也有代表委员的不负责任，面对一些满嘴“跑火车”、不着边际的提案，确实让人无法回复。代表委员议政要超越发牢骚，要有严谨的调查，提出真问题，拿出可操作的方案。而且要持续关注一个问题，而不是看到什么热就追什么，想到什么说什么。议政碎片化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低质化的结果。

最后相关部委要认真做好回复，代表委员提出问题，被监督的部门要好好回答问题，给出时间表，让问题一个个地得到解决，不能让那些提出的问题在两会后就烂尾。一步一个脚印，让碎片化的议政被制度化地吸纳。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10日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国务院组成部门将减少至25个。此次改革的重点是，紧紧围绕转变职能和理顺职责关系，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实行铁路政企分开，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国家能源局。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七次政府机构改革，正如公众所期待的那样，这是一次“做减法”的改革。铁道部、卫生部等部门进行了分拆和重组，一些职能交叉的部门也进行了整合。改革有助于简化流程，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但必须强调的是，精简机构只是机构改革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改革举措在于转变政府职能。

谈及行政体制改革，很多人最容易想到的是机构撤并。在现行体制下，确实有一些政府部门存在职能交叉、权责不清、效率不高的问题，这些弊端需要通过“做减法”和“合并同类项”来解决。将铁道部分拆为三部分并把部分职能划归交通部管理，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广播电视电影总局合并，就是典型的例子。

不过，机构撤并只是行政机构改革的“物理反应”，转变政府职能才是“化学反应”。改革不能止于“物理反应”。如果政府职能不转变，只有机构内部整合，机构改革注定会重蹈以往的覆辙，陷入循环往复的怪圈。

要想产生改革的“化学反应”，简政之外更需放权，也就是将“放权”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具体来说，要通过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和收费、减少部门职能交叉和分散等方式，向社会和市场放权，逐步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最终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

机构改革的最终目的，是理顺部门之间的关系，明确部门之间的权限，使各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各行其职，建立起“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因此，检验大部制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在于是否实现了政府职能的服务性转型。这样一个改革的过程，涉及复杂的权责关系调整与利益博弈，注定面临不小的阻力，但改革的大趋势不能变。

新一轮机构改革的大幕，将在“做减法”中拉开，我们希望这一轮改革能够吸取以往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在转变政府职能、向社会放权方面有更多的举措。

面向未来，中国深化改革的当务之急应放在社会减压阀的设计上，人大和政协这样现存的政治代表制，无疑是可以发挥政治艺术想象力的最大政治空间。

今年是中国的领导层换届年，两会格外让全世界瞩目。会风的改变是可喜的，但从全球视野来观察，“政治代表制”的体制安排如何进一步完善并展示出中国特色，才是这次两会的最大看点。一些西方媒体对两会一贯有偏见，因为有不少人对政治代表制的概念不甚了了，以为它是西方独有的、垄断的。其实，西方民主代议制和其他类型的政治代表制颇有相通之处。中国的体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属于一种现代共和政体，其代表制必然也具有现代政治的特点。

政治上的所谓“代表”就是民意的“再体现”，各种体制的代表制一般都是间接的代表。当然，代表的行为和作用应当尽量反映被代表者的意愿，但也要包括国家整体利益的诉求。

政治是为了调和利益冲突。这就首先要承认利益冲突的存在。既要调和，争议的各方就必须做出一定的让步，所以“顶层设计”的全局感至关重要。在政治共识难以达到时，政治改革的顶层设计必须以调和个人与国家利益为目标，把官民关系理顺。诚然，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总是存在种种差异，但如果把任何差异都看成是民主赤字，那么任何代表体制都无法运作。

所有的政治体制都存在代表制。不同的体制安排是历史环境使然，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式并不存在，我们也不能对一种安排抱有一劳永逸的幻想。比如美国的体制安排，是一种以限制行政权力为出发点的“三权鼎立”的共和制。这种体制曾经符合美国的国情，但在19世纪下半叶，那个自诩“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也未能避免一场血腥内战。美国的宪法危机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现在的华盛顿政治僵局表明，宪法危机的苗头又开始上升。因此，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某种体制安排从一开始就是十全十美的，不需要进行任何的改进完善。同样，18世纪以来，西欧各国追求代议制民主制过程中曾经历过长期的动荡和内乱。以法国为例，仅仅是共和体制就尝试了五次才得以稳定。

从全球政治史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政治代表制的发展不能操之过急。社会主义中国刚刚走过60多年历史，如此短暂的历程，不可能让一种新型制度臻于完善。就中国而言，照搬西式民主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可以做的是基于自己的历史现实状况，吸纳西方文明的可借鉴养分，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政治道路。现时中国的政治难题是保持一个超大国家的社会稳定。中国的发展成就巨大，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还很多，比如反腐问题、社会公平问题。对此中国领导层已经有了清醒认识，近期也有多项措施体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决心，需要重视的是，这种决心必须以制度设计加以现实化、持久化。面向未来，中国深化改革的当务之急应放在社会减压阀的设计上，人大和政协这样现存的政治代表制，无疑是可以发挥政治艺术想象力的最大政治空间。

世界正在焦急地寻找中国发展的“秘诀”，而两会背后的政治代表制不失为解开秘诀的一个窗口。要让这个制度更具中国特色，还需不断创新和完善。

（作者为瑞士日内瓦大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既要“瘦身”，更要“健身”

    ——从国务院机构改革看政府职能转变之二

每一次改革都应该是下一次改革的铺路石。上层建筑需要不断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但这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哪些该做减法，哪些又要做加法？何处该“隐身”，何处又要“现身”？啥时可放手，啥时又要插手？看似对立的选项，却要有机统一起来，这是机构改革之难，也正说明，科学、合理的方法，对这一改革至关重要。

政府机构改革，我们已经进行了多次、持续了多年。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是，情况在变化，认识在深化。看看过去的改革，每次都是针对当时行政管理体制的主要矛盾。比如，1982年国务院机构达到100个，改臃肿机构是重点；1998年，政企不分阻碍市场经济脚步，电力工业部等专业经济部门成为历史。可见，情况在变，问题也跟着变，改革的节奏也必然要适当调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这是基本的方法论。从根本上说，机构改革是为了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大或者越来越少。

从改变食品安全的分段监管，到减少各种审批、许可、收费，此次改革，职能怎么转，决定了机构怎么调。许多问题通过职能转变来解决，比单纯的机构调整更有意义。但要看到，职能转变不是按个钮就能换频道，而是涉及职能转移、下放、整合和加强的系统工程。这也决定了，机构改革不是画个圈写个“拆”字那么简单，不转变职能，减下去的机构还会再生。十八大报告要求，政府职能要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政府机构改革也应该以此为目标，既要“瘦身”，更要“健身”。

对于当前行政管理中的种种问题，民间多有揶揄，如“十几顶大盖帽管不好一顶破草帽”，如“上面政策是太阳，照到下边碰到墙”，如“服务就是喝醉，管理就是收费”，等等。虽属夸张描画，但所揭示的矛盾也启示改革者，机构改革同样是调和鼎鼐的功夫，需要处理好大和小、收和放、政府和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关系，要做到政府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该管的要抓到位，该放的要让到位。

铁路要经营和监管分开，能源要加强资源整合，处理好大和小的关系，才能明确权责，避免“有事踢皮球”，也防止因权力集中滋生腐败。从宏观调控、节能减排曾遇到的阻力到地方抱怨“权力上收、责任下放”，处理好收和放的关系，才能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地方积极主动。北京一个胡同停车自治，原来的83个车位“消化”200多辆车，这说明，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就不会“管不过来”，社会也不会“管不下去”。修路建公园很重要，但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高企房价的抑制等等也是政府职责，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的关系，才能全面发挥政府职能。

近年来，各地都在探索政府机构改革，形成了顺德模式、随州模式、深圳模式、成都模式等。但无论选择什么路径，都是为了凝聚改革发展的合力。正因此，更需要调动各方积极性，简单的裁撤或重组，反而可能欲速则不达。低垂的果子已经摘完，依靠一个部门、一个机构就能推进改革的时代已经过去。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各个部门都有改革任务。机构改革的目的，不是要把多数部门当做改革对象，而要激发出各个部门的改革动力。这是判断改革是否有决心有勇气、举措是否有实效有长效的根本依据。

每一次改革都应该是下一次改革的铺路石。上层建筑需要不断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但这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改革没有完成时，还需奋力，还需探索，还需时间，还需进一步积累共识和经验，条件成熟时再作推进。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抓主要矛盾、看主要方面，这不仅适用于政府机构改革，更大范围内的改革，又何尝不是如此？

公众能否真切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好处，能否看到一些反响大、久治不愈的弊端走向终结，是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公布后，舆论多有好评。许多代表委员不仅对方案充分肯定，同时，也希望改革方案能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让方案尽快变成民众看得见的实效（据新华社报道）。

事实上，代表委员的观点和民众的想法不谋而合。改革的方案再好，只有真正在现实中落地，才能实现方案的初衷，赢得社会认可。公众能否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改革带来的便利和好处，能否看到一些反响大、久治不愈的弊端走向终结，是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

卫生部计生委合并后，准生证问题再次引起热议，有专家表示，今后办一个准生证盖40多个章，街道、卫生、计生等多部门来回“踢皮球”的情况将得到改观。部门合并，准生证办理难能不能由此终结，计划生育服务能否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无疑是公众最为关注的。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建后，在一些焦点食品安全问题上能否有所突破？有专家建议，食药监总局今后应该专设一个办公室，专管婴儿奶粉。何止是婴儿奶粉，地沟油、食品添加剂、农药残留、瘦肉精等，无一不是民众的关注点，这些问题，能不能加以攻破？

减少行政审批，简化审批程序，企业期盼已久，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抱怨，“一瓶娃哈哈饮料审批要两三个月”，从中可看出一些行政审批效率之拖沓。行政审批程序简化，简化到什么程度，审批过程中的吃拿卡要，能否杜绝？被削减的审批项目，如何保证不会改个名目卷土重来，或是转移至下属行业协会？这些都是需要排除的“地雷”。

放开社会组织登记，是这次改革的又一亮点。不难预见，一场社会组织登记的热潮将很快由此爆发。对此，民政部门准备好了吗？对于属于放开登记领域的社会组织成立申请，各地民政部门如何简化办理手续，如何防止为社会组织登记变相设置障碍，这些问题，要未雨绸缪。

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是一场不小的“革命”，“简政放权”，说起来简单，但由于牵涉到利益调整，做起来并非易事。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工信厅厅长杨盛道就透露，其所在的工信部门在上次机构改革时，很多涉及的部门只愿交人不愿交权，导致改革方案很长一段时间只停留在纸面上，影响了新部门工作效率的提升。同时，清除一些在行政机关根深蒂固的陋规，改变“重管理、轻服务”的思维习惯，恐怕也会遇到不小阻力。

相关方面已认识到此问题，根据改革方案，“国务院将对改革实施作出部署，建立工作机制，制定配套措施，排出时间表，逐项抓好落实。”要“转变工作作风，纠正‘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官僚习气，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这些都让人看到了中央将改革推进到底的决心。在强化内部落实的同时，相关部门不妨也盯紧民意这一风向标，虚心听取公众意见，以民众需不需要、满不满意、受不受益作为改革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从而打破改革的阻力，避免改革的“异化”。

3月10日，北京的蓝天令人心旷神怡。然而，仅仅一天前，大风带来的漫天沙尘，让环境保护的话题，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媒体两会报道的热点。

“我们必须要对这个现状说‘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及空气质量问题时说的这句话，被很多媒体选作了标题，显现了解决环境问题的社会共识。《经济日报》聚焦河北团审议时的一幕场景，代表们就治理环境慷慨陈词，表达了“敢打必胜”的决心和信心。

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警示我们，发展理念的升级、发展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我们是时候该思考了，到底是GDP第一，还是健康第一？”《中国青年报》上钟南山代表的疑问，道出很多治理者的困境：不发展不行，发展却污染了也不行。如何平衡兼顾？唯有转变发展方式。高吉喜委员在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也提到这一点：环境事件既是危机，也是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契机。

也要看到，转变发展方式、解决环境问题，难度大、动力小，无论末端处置还是源头治理，都要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抓紧完善标准、制度和法规体系，采取切实的防治污染措施”。新华社、《法制日报》、《大众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了很多代表委员开出的药方。贾康委员建议开征环境税，还有委员提出把环保纳入官员政绩考核，山东代表团呼吁修改环境保护法……当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深水区，影响环境保护的深层次问题躲不过、绕不开，如同《经济日报》所言：美丽中国需要法治护航。

另一方面，环境保护涉及千家万户，不可能靠政府、企业单打独斗。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所言，面对环境问题，“需要跳出聚焦几只鸟、几片林、几条河的传统思维，树立新的生态自觉。”这样的生态自觉，需要全面共同参与，每一个人都是责任主体。《深圳特区报》引述梁志敏委员的话，试图警醒国人：“每一脚油门、每一根燃烧的秸秆、每一串红红火火的爆竹后面，是你、是我、是他。”

《新华每日电讯》则站在一个更高角度分析环境问题：美丽中国也是世界愿景。的确，全球化背景下，面对能够跨越国境迁移的空气污染、水污染、温室气体等，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加大治理污染、节能减排的力度，是自身发展要求，也是责任大国所为，诚如这篇报道引述的英国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主任卡米拉·图尔明的说法，中国的环保探索“将为环保运动带来新的力量”。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经济问题，处理不好，将来可以是政治问题。”中新社报道，一位省委书记在小组会上如此谈及环境问题，令全场鸦雀无声。这并非危言耸听，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墨西哥城，至今尚未走出拉美化的中等收入陷阱。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更当引以为戒，唯有以壮士断腕的坚定决心、永续发展的负责态度，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才能顺应人民群众的期待，实现美丽中国的梦想。

寻找对华合作新机遇，思考中国成功故事的深层原因，同样包含着非洲国家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信心

从政府工作报告中，把握中国发展走向；在5000多名代表委员的热议中，感知“中国梦”的脉动。观察两会，万里之遥的非洲朋友有自己的视角。

尼日利亚《今日报》告知非洲读者，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富活力的中国，两会议题关乎未来发展。

中国同非洲有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共同的发展梦想，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从患难兄弟到发展伙伴，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洲握手、拥抱，世界为之瞩目。

“对于非洲人来说，中国和中国人现已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让非洲人仰慕和愉悦的名字。”“中国强盛之梦正一步步成为现实，非洲摆脱贫困之梦也不再遥远。非洲期盼与中国一起腾飞。”尼日利亚记者卡莫拉菲的话，与近日南非总统祖马的一次表态相互呼应。后者警告发出嫉妒噪音的西方，不要阻拦非洲国家与中国拥抱。

拥抱中国带来的发展机遇，现实最有说服力。肯尼亚《星报》援引一项调查结果指出：与中国和金砖国家有经贸联系的肯尼亚企业，比同行更容易赚钱。中国是最受商家欢迎的出口市场之一。

“中国经济现在正面临新的转型，需要平衡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实现更为均衡的发展。两会所透露的信息显示，中国经济正在向这方面努力，更加重视对发展质量的追求。”南非学者科菲·库阿库的分析体现了一种观照。透过两会，非洲朋友在探寻对华合作新机遇。

观察两会，非洲朋友还有更宽阔的视角——对中国成功故事深层原因的思考。

坦桑尼亚前驻华大使查尔斯·阿西利亚·桑嘎说：“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立足本国国情，不照搬、不盲从外国制度，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和钦佩。”马里前计划、财政和经济协调部长库亚特认为：“中国政治体制同西方相比有其优越之处，体制的严密性和纪律性保证了社会和谐与国家稳定，有利于长治久安。”“中国在不断进步，以独特的方式与节奏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从两会可以看出，中国在不断尝试做出改变，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民众共享国家发展成果。”

“不盲从”、“不照搬”、“体制的优越之处”、“不断做出改变”……非洲朋友的两会视野里不仅有中国经济吸引力，同样包含着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信心。

政府创造环境 社会释放活力

    ——从国务院机构改革看政府职能转变之一

学会尊重市场、重新发现社会，这是认识和定位政府职能的基本依据，也是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的现实需求。

不同版本的猜想，翘首以盼的等待，今天中国，很少有哪项议题能像“机构改革”，引来如此密集的关注。这种关注，既有对切身利益的考量，更包含着对深化改革的期盼。

新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不再保留铁道部、卫生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3月10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交审议。正如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在行政体制改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这一方案，我们该以何种视野观照？又该从什么角度评判？

细心的人会发现，相比以前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此次方案标题中增加了“职能转变”四字。将“职能转变”提升到与“机构改革”同等地位，是本轮机构改革的一大亮点。职能是机构设立的依据，机构是职能的载体。相比于部门撤并，职能转变更难，也更为重要。如果职能不转，单纯地对机构分分合合，效果是有限的，甚至还会陷入“精简再膨胀”怪圈。就此而言，这次改革突出强调职能转变，抓到了要害。

如果说行政体制改革是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那么转变政府职能则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转变政府职能，实质上是解决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做什么，重点是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即哪些事应该由政府、社会、市场各自分担，哪些事应该由三者共同承担。这个问题，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认识到了，并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每一步。

本轮机构改革，是自1982年以来，中国第七次进行规模较大的政府机构改革。从1993年的“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到1998年的“消除政企不分”；从2008年的“突出公共服务”，再到今年的“职能转变”，梳理这些改革，无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学会尊重市场、重新发现社会，这是认识和定位政府职能的基本依据，也是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的现实需求。

从这个角度，可以把握此次改革的方向。实行铁路政企分开，减少和下放审批事项……此次改革的核心，是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向地方放权。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管住管好，努力做到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有效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此次改革的主体。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优化配置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资源；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高食品药品安全质量水平；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减少行政事业型收费、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此次改革，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充分回应人民群众的现实关切，体现了改革过程中的人民主体地位。

从这个角度，可以感受此次改革的力度。改革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这些改革，可以说个个都是事关重大、社会关注的难点问题，也是多年未能做成的。改革在这些重点领域突破，既充分表明，行政体制改革不等于机构改革，机构改革不等于大部制改革；更让人们看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这个问题上，是坚定不移的，是敢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

美国IBM前董事长郭士纳有本自传，书名叫《谁说大象不能跳舞》，讲述了作者如何带领一个大企业成功转型的故事。事实上，当前中国改革，何尝不是如此？让大象调整舞姿，任何一点变化，都会产生巨大而持续的影响。就此而言，不管是机构改革，还是其他改革，都必须注重改革的连续性、系统性和前瞻性。看准了的改革，就要大决心推进，争取早日取得成效。看得还不那么准、又必须突破的改革，可以先行试点，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开辟新路。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示范性工程”，机构改革的意义在这里；作为农历蛇年的“头号改革”，我们的希望和信心在这里。

【访谈嘉宾】 迟福林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传统红利”，主要指廉价劳动力红利、全球化红利、政府主导型投资红利。过去30余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有效地释放了这些红利，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传统红利”正在递减。

●无论是内需红利还是城镇化红利，都直接依赖于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远未完善，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潜力更大，更具有根本性。

●“改革与危机赛跑”不是危言耸听，倒逼我们牢牢把握未来5～10年改革的主动权，尽快形成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尽快取得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1 中国有今天，得益于改革红利

经济社会生活每一个领域的红利释放，都直接依赖于改革的突破。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程看，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不改革，很多深层次的体制机制矛盾就难以解决，想释放红利是极其困难的。

新京报：两会前夕，你主编的《改革红利-十八大后的转型与改革的五大趋势》一书出版，专门探讨“改革红利”的问题。那么，什么是“改革红利”？

迟福林：所谓的“改革红利”，就是指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和完善创造的经济社会发展动力和活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这种说法，主要是突出改革在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及其推动的社会发展，主要有三个源泉：一是源于市场的扩大与分工的深化，这是斯密在《国富论》中反复强调的，即“斯密增长”；二是源于创新，主要是指熊彼特所强调的，在科技、管理等创新中打破旧有的结构，通过科技进步和创新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即“熊彼特增长”；三是源于制度变革，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鲜明地表达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这种增长被称为“诺斯增长”。回顾我国过去30余年的经济增长，可以看出，无论是市场规模扩大式的“斯密增长”还是创新引领式的“熊彼特增长”，均得益于“诺斯增长”。而“诺斯增长”的核心，就是变革旧有的体制、制度和机制，建立起新的体制、制度和机制。

新京报：为什么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迟福林：首先让我们从消费这个新角度看，我国消费潜力释放与结构升级的空间巨大。到2020年消费需求有望达到45万亿～50万亿元，考虑到消费带来的投资需求，中国的内需规模至少有上百万亿的规模。如果能够抓住国内需求潜力释放这个重要战略机遇，就有条件支撑未来10年7%～8%的经济增长。而这个巨大的内需能否有效释放，又与改革密不可分，所以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新京报：为什么说只有“改革”才是最大的红利？

迟福林：我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大国，改革是红利产生的最主要源泉。“红利”主要依赖于“改革”的突破。例如，如果不能通过改革协调利益关系，尽快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形”社会结构，那么前面说的消费潜力就很难释放出来。再例如，如果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解决不好，户籍制度问题解决不好，人口城镇化拉动内需的红利就很难释放出来。同样，我国市场化改革仍有相当大的空间，蕴含巨大的红利，但如果投资体制与金融体制等改革长期难以突破，投资效率难以提高，红利同样无法释放出来。因此，经济社会生活每一个领域的红利释放，都直接依赖于改革的突破。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程看，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不改革，很多深层次的体制机制矛盾就难以解决，想释放红利是极其困难的。

新京报：从现实情况看，能不能说：当前最大限度激发“改革红利”的条件已经成熟。

迟福林：前不久，我参加了温总理主持的专家、企业家座谈会，就改革形势提出了一个判断：“尽管某些重要领域的改革尚不到位，但改革在多方面有重要进展。以改革红利释放发展潜力的氛围和趋势正在形成，各方面对下一步的改革攻坚寄予很大希望”。建议“尽快成立一个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构，加强对全面改革的组织和协调，把改革统筹与部门推动有机结合，发挥改革协调机构作为中央、国务院领导推进改革的参谋、助手作用。从现实看，建立国家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或改革咨询机构，现实需求增大、各方共识增多。”

与前几年相比，改革的内外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特别是十八大后，转型与改革都有着突出的特点：一是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都直接依赖改革的突破；二是改革面临利益失衡的矛盾更为突出，能否在调整利益关系、解决利益失衡上取得重要进展，牵动和影响发展和稳定的大局；三是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增强，“改革与危机赛跑”不是危言耸听，倒逼我们牢牢把握未来5～10年改革的主动权，尽快形成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尽快取得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改革是中国的最大红利”，关键在于牢牢抓住“机遇、潜力、红利”这六个字：通过改革的最大红利，抓住国内需求潜力释放的战略机遇，释放人口城镇化的最大潜力。

2 “传统红利”的式微与终结

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不仅体现在加速老龄化上，也体现在劳动力的减少上，尤其是年轻劳动力的减少；“全球化红利”目前也在减弱；政府主导型的投资红利，不可持续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了。

新京报：在你看来，“传统红利”都有哪些？

迟福林：“传统红利”，主要指廉价劳动力红利、全球化红利、政府主导型投资红利。过去30余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有效地释放了这些红利，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传统红利”正在递减。

新京报：在目前为止，这些“传统红利”是否还能持续？

迟福林：对于这些“传统红利”，我们既要看到其历史作用，更要看到其不断式微的发展趋势。

首先看“人口红利”。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不仅体现在加速老龄化上，也体现在劳动力的减少上，尤其是年轻劳动力的减少。

2012年统计公报指出，到2012年末，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下降0.60个百分点。这是相当长时期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第一次下降。联合国也曾经预测过，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达到9.98亿的峰值，此后逐年减少。人口学者预言说，到2050年，中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到7.1亿人，比2010年减少约2.3亿人。可以说，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意味着，传统的“人口红利”逐步递减的拐点和趋势逐步出现。

“全球化红利”目前也在减弱。从近两年的数据看，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可以说是负值，同时，还应当清醒地看到，这次欧美市场的萎缩将不是短期的，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不可低估。

最后看政府主导型的投资红利，虽然在历史上政府主导的投资对于扩大经济总量，推进经济增长功不可没，但也带来了增长质量不高、生态环境破坏的突出问题。这种红利不可持续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了。

新京报：就是说，“传统红利”正在走向式微？

迟福林：是的。近年来，尽管决策层高度重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出台了很多相应的政策，但投资消费失衡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甚至在一段时期内明显恶化，走向消费主导的进程长期滞后于社会预期。

从2000年到2011年的11个年头，消费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00年消费率为62.3%，当年消费贡献率为65.1%，到了2010年，消费率就下降到48.2%，消费贡献率下降到43.1%。虽然说2011年有所反弹，达到49.08%，但仍不稳定。

与此相对应的是，投资率从2003年开始超过40%并持续攀升，2011年达到48.31%的高位，投资消费失衡的格局至今尚未根本改变。

新京报：这意味着“政府主导型投资红利”的负面影响已经凸显。

迟福林：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突出的特征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模式。尤其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为重要特征，政府对市场的不适当干预越来越多，“增长主义”倾向具有普遍性。

实践表明，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往往难以准确反映市场需求，容易造成投资消费结构的扭曲，形成无效投资。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同GDP导向的中央地方财税关系和干部政绩观联系在一起，由此形成了中央地方公共职责划分不清、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过度依赖、形成不了有效的地方治理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

3 “内需红利”和“城镇化红利”是新的“红利源”

无论是内需红利还是城镇化红利，都直接依赖于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远未完善，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潜力更具有根本性。这需要加快改革的步伐，改变一些重大改革长期不能取得突破的现状。

新京报：根据你的研究，新的红利源都有哪些？

迟福林：我认为最直接的红利源是“内需红利”和“城镇化红利”。

关于“内需红利”，从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看，能否抓住国内需求潜力释放的重要战略机遇，取决于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的实际进程，即能不能用5～8年的时间形成以释放国内需求支撑可持续增长的基本格局。

而这需要以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为重要目标破题收入分配改革。2020年要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不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基础上的倍增，关键在于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即在目前大约23%的基础上，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0年努力使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达到40%以上，规模扩大到6亿人左右。这就需要尽快出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国家规划，采取综合性改革举措，尽快扭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尽快提高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以制度公平为重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结构性减税等。

新京报：“城镇化红利”怎么理解？

迟福林：关于“城镇化红利”，主要是指城镇化释放消费潜力带来的转型发展红利。城镇化是拉动内需的最大潜力。从消费看，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将带来巨大的新增消费。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为3.34：1。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意味着至少有1300万人将从农民变为市民，这将直接带来1740亿元的新增消费；10年间城镇化率提高10～15个百分点，将带来1.7万亿～2.6万亿元的新增消费规模，约拉动最终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

同时，城镇化将带来巨大的投资空间。未来10年，我国城镇化率如能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将再有2亿农民进入城镇，加上现有的1.6亿农民工，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按低标准，农民工市民化需要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由此将新增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

新京报：如何保证这些“红利源”能带来持续的红利？

迟福林：无论是内需红利还是城镇化红利，都直接依赖于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远未完善，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潜力更大，更具有根本性。

这需要加快改革的步伐，改变一些重大改革长期不能取得突破的现状。一些社会予以高度期盼的重要改革，长期缺乏实质性的突破。例如，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垄断行业改革等至今仍未有实质性突破；一些改革久拖不决；一些改革决策长期难以落地，最突出的非公经济发展“36条”和“新36条”，出台后难以得到有效落实。

新京报：“制度红利”该如何保障？

迟福林：从现实情况看，由于多方面体制机制的不完善，我国制度创新与制度完善的空间巨大，由此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红利。

未来5～10年的转型改革，有三点判断很重要：第一，关键是客观把握机遇、潜力、红利。未来10年，我们拥有巨大的内需红利与城镇化红利，但这些红利的释放都取决于改革，取决于体制机制创新进程。

第二，要通过改革释放发展潜力，关键是尽快实现五个方面转型改革的实质性突破：破题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破题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破题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转型与改革；破题市场导向的经济转型与改革；破题以优化权力结构为重点的政府转型与改革。

第三，把政府改革作为顶层设计的关键，明确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尽快实现转型改革的新突破，才能使改革跑赢危机，才能真正抓住战略机遇。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形形色色的各类问题被带到全国两会，提醒我们：平时拓宽反映问题的渠道，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充分利用好“365天平台”。

第六次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会风明显好转。我所在的界别开联组会，报名发言的有9人，自由发言者更多，很民主，也见功力。作为两届全国政协委员，明显感到了进步。

同时也有一个深切的体会，政治文明的进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就人大、政协而言，无论是程序还是实体，已有诸多进步，但极有必要进一步明晰、完善和落实。

这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强化、细化制度确保代表委员的履职功能，保证人大、政协的议事规则透明规范；二是切实发挥好人大、政协一年365天的平台，发挥各级人大代表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的作用。本质上说，两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此次赴京开会，不少人找我反映情况、递交材料，希望能在提案上写一写，发言时说一说，找相关部门负责人提一提。但看了材料，发现很多本该由基层、地方政府部门来解决，或是该通过人大渠道问责。

普通民众不清楚也就罢了，一些代表委员也模糊。有些议案、提案，所议之事、所建之言，是法律早已明确的政府职责，对人大来说，该是问责；对政协来说，则是监督。还有一些问题，太地方化、部门化了，实不该占用全国两会这个宝贵平台和时间。

人大、政协历经十二届，仍有不少人搞不清楚这些基本的政治常识。两会前夕，很多媒体大篇幅进行“两会常识普及”，介绍代表委员的产生过程，政协、人大的职能，代表委员如何履职，让人五味杂陈，又不得不承认很有现实必要。

形形色色的各类问题被带到全国两会，让两会承载了许多不应由其背负的内容。这也提醒我们：平时拓宽反映问题的渠道，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充分利用好“365天平台”。

2005年中央9号文件规定，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也可提交议案。很多地方也有“365天可提议案”的程序性规定。政协亦如此。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和做法，应该充分利用好。不能因为两会时媒体高度关注，而把平时可以解决的问题推到3月。这样，就可以给全国两会适度减负，以便代表委员专心致志履职，完成好两会主要议题。

有一些制度则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细化，空白的地方需要填补。比如，政协委员的国籍、外国永久居留权问题，去年政协发言人已明确回答“政协委员不能是外籍身份”。但政协章程中并没有涉及国籍条例，如果有人拿了“绿卡”、取得永久居留权，该如何确定？是否应该公开原因、区别对待？这些新问题也应进一步研究、规范，既是接受公众监督，也是对委员的一种爱护。

政协大会已进入最后一天议程了。回到地方，回归一年365天，解决好制度化、日常化问题，现在看来，更为现实必要。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

两会期间，记者向25名现任厅局级职位的代表委员匿名发放了关于开会的调查问卷，18位干部认为开会“是工作的一部分”，同时也有12人期待改革会风，拒绝“会囧”。就如何推进实际工作、如何落实上级指示，他们给出的答案仍然主要是开会。心里的矛盾、心情的复杂，可见一斑。（3月10日新华网）

综合记者的问卷调查，关于“会多多”，厅局长们总体感觉是痛并依赖着。这说明，会议是风气与工作方式的双重命题。就风气而言，会议冗长、参会对象泛化以及程序与讲话浮华，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无疑需要大力精减与根治。但就工作方式来说，会议依然承担着政令畅通的工具。比如，调查显示，“传达上级文件精神”的会议以24票高居榜首，“布置日常工作”和“听取下级汇报”分别以18票和12票屈居亚军和季军。

会多屡屡被诟病为形式主义，当然不会假。但是，“开会即落实”形成的依赖，说到底还是施政方式上的偏差。一方面，会议向来都当作政令传递和统一步调的方式；另一方面，领导出席还是领导重视的信号。久而久之，没有会似乎下面就不会工作了。这也恰恰暗合了参与调查的官员，如何落实工作和上级指示，不得不选择“会议”的矛盾心态。

与此同时，会议效果的评判依然是个矛盾，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会议不是推进工作的最有效方式。的确如此，不开会未必工作一定就没有成效。事实上，政府的工作分解到部门，业务成常态，该抓的都在抓，反倒领导沉下心来，把精力放在热点难点问题上，多研究、多督办，一年解决一些问题、办一些实事，远比会议上的目标任务、方法步骤、落实责任之类来得实在得多。

会议泛滥成灾很大程度是被简单单一的行政方式所绑架，缺少的是施政抓纲举目，靠制度与规则运行，靠监督问责促落实的工作体系，稀有的还是各负其责和守土有责的行政构架和施政文化。转作风，改会风，一方面，缩短时间、不讲废话、别说套话、解决问题，让该开的会开出高质量；另一方面，需要从根本上转变施政的基因，由会议主导向法令主导转变，抓大放小，讲求落实，更多地用行动来施政，摆脱会议依赖，从根本上减少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