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作为邓小平的一个爱好并不广为人知，他在南方谈话时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让人们误以为，邓小平是个不怎么读书的人。其实，邓小平一生酷爱读书，并且博览群书。（2014年8月21日《人民政协报》）

可以说，纵览古今，凡志存高远者，大抵爱读书，善于从书本中获得知识，运用于实践，造福社会。邓小平就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日理万机的建设时期，从来没有放松过读书学习。正是他把读书学习与工作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在革命战争和革命建设中具有真知灼见，永远走在时代前面。

据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回忆，邓小平看书“从来不在上面写字，连个道都不画，熟记在心，融会贯通。不是那种记啊画啊的人，一切都是在脑子里，一种精神的领悟。他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所以，邓小平读书的爱好不为人们所知，恐怕和他的读书习惯有很大关系。他生前用过的书房有40多平方米，大半屋子堆着的都是曾经阅读过的书籍，囊括天文地理，古今中外。但他从不做读书笔记，很少评点所读的作品。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说：“我们家的藏书，什么都有。中国历史方面的，中国文学方面的，外国文学方面的，还有许许多多外国历史、回忆录、传记、哲学等方面的书。当然，还有许多马列主义书籍。” 卓琳回忆邓小平有“三爱”，其中之一就是爱看中国历史经典书籍。在历史古籍中，他最喜欢读的是《资治通鉴》，“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他还通读了二十四史，特别爱看《三国志》。

笔者认为，面对邓小平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和读书习惯，我们许多人，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应该感到汗颜。读书，对领导干部而言，既是提高执政能力、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职责的必然要求，也是自身提升素质、增长才干的内在需要。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时移势易，要跟上形势的发展，应对时代的挑战，靠“拍脑袋”不行，靠“跟着感觉走不行”，靠“昨天的知识”指导今天的工作更不行。

实践早已证明，一个领导干部读书学习的勤奋程度，决定着他的思想深度，决定着他的施政力度，决定着他的群众威信度。一个刻苦读书、勤奋学习的人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的领导，但一个好的领导必须是一个刻苦读书、勤奋学习的人。不刻苦读书、勤奋学习，知识就会老化，思想就会僵化，能力就会退化。这样的领导干部，说起话来言之无物，空话连篇；办起事来眼光短浅，盲目决策，工作推不动，下级不服气，在群众眼里，自然也是“面目可憎”……试想，这样的领导干部怎么能与时俱进地跟上时代发展步伐？又怎么能承担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正因如此，笔者感到，重温邓小平读书趣闻，既是一种提醒，也是一种告诫。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自己，经受住各种考验，就要坚持在读书学习中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政治素养、锤炼道德操守、提升思想境界，坚持在读书学习中把握人生道理、领悟人生真谛、体会人生价值、实践人生追求。否则，就很难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如果用伟人的名字加以标识，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应是再准确不过的了。今天的我们依然生活在邓小平时代之中。

在社会结构和思想意识多元存在的当下，必须承认，关于邓小平历史评价的问题存在着一些争议。人们总是从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出发来理解和判定历史人物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一开播就遭遇争论。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肯定会涉及今天如何看待邓小平的议题。

如果我们把目光定位于实践和未来，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凸显出的问题意识、辩证思维和社会主义自信，恐怕是最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今天，我们重温和领会这些思想资源，不仅可以获得正确评价邓小平的一个视角，也可以由此获得面向未来的智慧和力量。

鲜明的问题意识首先来源于深刻的反思。在历史的转折点上，邓小平敏锐地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把握住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必须澄清的是，并不像有的人所认为的，我们党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连“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没搞清楚。邓小平的本意只在于说明社会主义应然和实然的尖锐对立，只在于提出探索和开拓社会主义新实践形式和新实践空间的任务。在邓小平那里，鲜明的问题意识还包含对未来的清醒预警。今天，联系邓小平晚年“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分配问题大得很”等提醒，严重的贫富分化、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实际上已经明白展示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攻方向！

可以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最高范畴，是邓小平成功运用辩证法的鲜明写照。当年，正是依托辩证的思维方式，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才有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这个可以称为人类伟大创举的积极探索；也正是对辩证法的成功运用，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才有了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必须指出，形而上学的强势和辩证法的稀缺是中国社会大多数时候的面貌。没有辩证法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如果想认清自身存在的问题、获取解决问题的方案，就必须强力呼唤辩证法的回归。

“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虽然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面对世界社会主义的空前低潮，邓小平发出的这些铿锵誓言，今天听来字字洋溢着对社会主义的坚定自信。回望邓小平，尤其不能忽略的一点是，我们为之自信也为之争论的中国道路，社会主义才是它光辉而鲜亮的底色，是中国道路最深刻的政治密码。

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都是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伟大探索。让我们停住脚步，回望他们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探索社会主义的坚实足迹，放下包袱，把历史赋予的接力棒紧攥在手里，用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开辟社会主义崭新的未来。这应是对这些社会主义先行者们最好的纪念。

吴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

201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国人以各种方式缅怀这位共和国缔造者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表达对这位伟人的尊敬和怀念。

小平同志的一生，值得纪念和传承的东西，太多太多。无论是战争时期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论是拨乱反正无与伦比的勇气，还是改革开放前无古人的智慧；无论是中国南海边画的一个圈，还是深圳河边深情凝望香江的剪影；无论是三起三落的传奇人生，还是“打不到的东方小个子”的赞誉，无论是大学生队伍中“小平你好”的标语，还是小孩子口中“邓爷爷”的稚嫩呼唤，都无法涵盖他的丰功伟绩和深刻影响，也无法尽诉他的思想精华和人格魅力。

站在时代发展的今天，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我们缅怀小平同志，当然要重温小平当年改革的决心、勇气和智慧，为了传承他的精神、思想和使命，为了开创继改革开放30年高速发展之后更加辉煌的历史篇章。然而，要想实现这一切，最为根本的是学习小平同志“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饱含深情的话语背后对祖国、人民的赤子之心。

这颗赤子之心，是他对于祖国和人民的深情眷恋，他对文革十年之后的凋敝民生充满忧心，带领全党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终于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改革开放重大决策。这颗赤子之心，是他对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强烈期盼，他对香港问题长期关注，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奠定了香港稳定、繁荣、发展的基石。这颗赤子之心，是他对祖国繁荣昌盛的坚定信念，他怀揣着“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的坚定信念，带领他深爱的人民圆了千百年来朴素美好而又难以企及的小康梦。

今天，发展起来的问题并不比改革之初来得简单；今天，接过伟人手中的火炬，更离不开这颗赤子之心。不忘赤子之心，牢记“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首先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的人民观，才能牢记“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的箴言”，才能“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才能“最大程度的凝聚改革正能量”，才能将13亿中国人“我的梦”和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融合为一。

今天，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前日，在中共中央纪念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讲话指出：“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

这条由邓小平开创，之后一直坚持和发展的道路，用邓小平的话说是“走自己的路”，现在人们习惯于称之为“中国道路”。正如习近平所说：“站立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磗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中国道路是一条通向民族复兴的路。邓小平通过“三步走”战略设计，提出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间依然对应于21世纪中叶。中国梦是几代中国人的夙愿，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习近平还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中国道路是一条追求人民利益的路。从“先富”与“共富”的认识，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从“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到“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是改革、也是中国道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道路是一条顺应世界和时代潮流的路。邓小平正确判断世界和时代的主题是和平和发展，亲手推开中国开放的大门，让整个国家的重心为之转移。我们今天称之为正常化，因为我们终于理解，理性之于思考、富裕之于生活、市场之于经济、活力之于社会，是多么重要，有多么需要被尊重和珍惜。这是一条现代化的坦荡正道。

这是一条从实践出发又被实践证明了的路。初级阶段理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的本质论，作为发展手段的市场论，是实事求是思考的结果。中国30多年的发展变化，可说是这个方向选择正确性的背书。

道路坚定需要成熟的制度支撑。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时说：“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完善制度只有靠改革。今天，中国既面临发展中的难题，各方面的风险与挑战、思想观念的障碍、利益固化的藩篱，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仍是振聋发聩的警钟。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没有回头路。

今天，纪念邓小平，不是教条化邓小平，而是学习他的风范，并运用于实现中国梦的实践。信念坚定的政治品格，热爱人民的伟大情怀，实事求是的思想特点，开拓创新的历史担当，战略思维的高瞻远瞩，坦荡无私的博大胸襟，是对邓小平一生风范的总结，更是当下和后来者应予共勉的品质。

今天，纪念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我们感到手握“历史接力棒”的责任，感到时不我待的紧迫，因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需要“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实现这个目标，将是一个“历史性胜利”。当这个“历史性胜利”到来的时候，我们依然会用“小平您好”表达对一位伟人的致意。那时，我们会为今天的勇毅笃行而骄傲，对国家的前途更加充满自信。

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举国上下正在开展各种纪念活动。虽然改革开放已逾35年，邓小平逝世也已17年，但这位世纪伟人所留下的丰厚政治遗产及改革思维至今非但没有过时，而且依然蕴含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在我看来，“大胆”和“求实”，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两个特点。反映到施政上，邓小平生前说得最多的两个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便是他的改革思想之立足点。用官方话语来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当中国百年现代史走到20世纪70年代末时，留给邓小平的是一个经济社会濒临崩溃、各种矛盾随时都有可能总爆发的危险的烂摊子。更为棘手的是，邓小平还继承了一个被极左路线的条条框框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思想和舆论环境。但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邓小平凭借着其超凡的勇气和智慧，将中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命运从危机的悬崖边上挽救回来，并一路走上高歌猛进的正确发展道路。

因为现实政治的需要，改革之中，邓小平也作了不少妥协。但35年后回头再看，令我们印象深刻不是他所作的让步，而是他在改革中突破保守思维的勇气和智慧。这就是邓小平的“大胆”，或者说“解放思想”的一面。

然而，邓小平的“大胆”和“解放思想”绝非不负责任的天马行空、凭空想象，他所有看似冒险的突破，无不建立在对社会现实脚踏实地的了解和深入细致的分析基础上。这就是邓小平“求实”或“实事求是”的一面。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从来没有、也绝不会从书本知识或固有的意识形态出发，关在办公室里“设计”出一套看似完美无瑕的政策方案。邓小平推行的所有改革，几乎全都是民间局部实践探索取得成功的经验经过总结和提高后，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层次上的全面铺开。因此，这些改革举措必然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深厚的民意基础和切实的可操作性。而邓小平的“大胆”和“解放思想”体现在：只要经过调查研究认为这些突破创新是有益的、可行的，他就会全力推动国家制度、法规、政治的调整，以便为它们开道、护航，哪怕这种调整需要牵涉到再多的关系、冒再大的风险。

基于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邓小平在其生前“大胆”地提出了中国的基本国策，提出在国内问题上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在台港澳问题上，坚持和平统一方针，“一国两制”50年不变，50年后更加不可能变；在国际问题上，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为国内的改革开放赢得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即便身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没有专门就“何为改革”下过一个理论化、系统性的定义。但从他大量的言论和实践中，我们还是能够比较完整地梳理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准确的改革概念的。概括地说，邓小平发起的这场伟大改革，就是要全面改变来自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以及与之相匹配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改变一切由国家大包大揽的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合理旧制度，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让老百姓自由地追寻和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而要实现这个目标，纵向的“放权”与横向的“分权”就是改革所必须经历的制度调整。时至今日，简政放权依然是 “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虽然邓小平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这绝不意味着这场伟大的改革，从一开始便是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构思好、下发给全国人民去执行的。事实上，这位“总设计师”几乎没有凭空“设计”过任何一项具体的改革举措。换句话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设计－执行－反馈”的机械过程，而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试验－总结－推广”的能动过程。邓小平曾说，“中国改革的发明权属于中国农民”。这充分表露了他自己内心中对这场改革的性质的清醒认识：改革是无数默默无闻的渺小行动主体分散地在各自的局部发挥冒险精神、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的探索和试错过程。

我认为，“底层探索”与“非整体规划”是中国30多年改革的两个标志性特征。的确，目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需要更明确的顶层设计和整体协调”，但推动改革的动力来自民间，改革不是依据理论的凭空想像，而是结合现实不断探索和实践的结果。

改革开放35年以后，当我们纪念邓小平110周年诞辰时，许多人都热切地盼望一场新的改革开放的到来。那么，让我们稍微回忆一下，35年前邓小平发起改革开放时最先做的是什么？是解放思想！

没有思想解放，就不会有现实中的改革开放。同样，没有新一轮的解放思想，就难有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我们这些后来人，应该继承他突破一切框框的勇气和智慧。当年为了鼓励各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邓小平不止一次地呼吁“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大胆试、大胆闯”“不要陷入姓资姓社的争论”……

而最令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虽然已经过去20多年，却仿佛犹在耳边：“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我们今天纪念邓小平，最重要的还是重温当年小平的改革胆略、改革决心和改革智慧，来实现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和步骤。】

这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敬意，这是一种使命对另一种使命的承诺，这是一个梦想对另一个梦想的坚定。

公元2014年8月22日，邓小平诞辰110周年。20日上午，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邓小平诞辰。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擘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正在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

这段时间以来，中国进入了“纪念邓小平时间”。据不完全统计，近两个月，省级纪念活动至少15个。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网民自发的纪念活动。在邓小平纪念网，网友留言已经超过了40000条。“如果没有邓小平，我们会怎样？”这个问句悄然走红，无数的网友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救亡图存，不只是沙场上的浴血奋战。改革开放，也不只是民族危急之际的临时应对。

邓公诞辰110周年，恰逢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元年。毫无疑问的是，今天人们对于“总设计师”诞辰的纪念，也不再仅仅关乎国家的拨乱反正，关乎个人的命运转折，更寄予了对于改革开放的深刻认同，对于改革再出发或者再改革、再开放的强烈民意。如果说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是顺应民意、尊重规律的历史抉择，那么正如我们所见，今天的民意已经聚集于“全面深化改革”这一新的历史使命之下。

以道路延伸道路，以理想强调理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中国梦”，从“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到“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一切都表明，改革开放是已然回归的价值规律，也是不可逾矩的民意力量。三十六年，乃至在更加久远的时空当中，这都是最深切的现实，最清醒的认知，最值得欣慰的共识。

以信心传递信心，以勇气赋予勇气。正如媒体所指出的，现在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30多年前。特殊利益集团如何破除，公平公正如何真正实现，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如何并进，环境生态与社会发展如何兼顾，无不需要聚精会神。除此之外，一些纠结已久的权力与权利角力，一些有待修补的法治与道德残缺，同样需要全神贯注。一切虽不再筚路蓝缕，但一切仍然需要艰难以对。由此而言，我们今天纪念邓小平，最重要的还是重温当年小平的改革胆略、改革决心和改革智慧，来实现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和步骤。

以改革开放的精神，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如果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光荣，那么唯有如此，才不辱使命，才配享荣光。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过去已经不可逾越，但未来依然这样辽阔。我们终将看到，“全面深化改革”所指向的更大的时空逻辑与更细微的治道变革。

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重温当年那句“小平您好”，我们将找到民意的方向，我们将能够“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唯此，才是对小平最好的告慰。

【我们今天纪念邓小平，一定要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改革开放的真谛，一定要把改革开放伟业不断推向深入。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全面深化改革才有未来。】

中共中央昨天召开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欣欣向荣，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在20世纪赢得了伟大历史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将在21世纪赢得更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改革开放是当今时代最辉煌的主题，是全党全国人民最核心的利益所在。我们今天进行的改革奠基于前三十年的改革，也与前三十年改革有了较大的不同。以往的改革带有“摸石头过河”的特点，现在有了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60项、300多条的改革任务；以往的改革主要是自下而上的过程，通常是先试验再总结后推广，现在的改革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施工图和总台账都日渐清晰，关键是要执行和落实好，在执行和落实中逐渐完善。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和全方位推进改革，这是我们今天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

万事开头难，过程也难，攻坚最难。全面深化改革难在何处？难在“好吃的肉都吃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难在必须以大无畏的政治勇气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大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眼下，一些人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理解不深、把握不准，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关联性、系统性估计不足，抓改革责任心不强、作风不扎实、工作无起色。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困难，还在于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百般阻碍，正所谓“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一些人不愿意拿刀割自己的肉，更遑论刀刀都要割肉。改革到了攻坚阶段，革思想的命、削手中的权、去自己的利，已触及到一些人最大的痛处。不是每个地方和部门都愿改革，也不是每个群体都想改革，但是不改革不行，不改革我们就要走回头路，就要被变化的世界和激荡的时代淘汰。

开弓没有回头箭，骨头再难啃也要啃。全面深化改革能否达到预期，能不能推动我国进入美好未来，能不能让民众满意，取决于改革的行动和成色。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凡是议定的事要分头落实，不折不扣抓出成效，看准了的事情，就要拿出政治勇气来，坚定不移干。他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强调，“督促检查要抓到位，强化督促考核机制，实行项目责任制，分兵把守，守土有责，主动出击，贴身紧逼。改革成果要抓到位，建立健全改革举措实施效果评价体系。”无论督促检查还是建立考核机制，无论主动出击还是贴身紧逼，都彰显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清醒意识和坚定决心。

改革需要政治勇气，需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一股子闯劲。全面深化改革不是短期行动，更需要一鼓作气，做好长期奋斗的准备。特别是在全面实施改革方案，按照改革“施工图”狠抓执行和落实的阶段，改革就像钉钉子，“钉不到点上，钉子要打歪；钉到了点上，只钉一两下，钉子会掉下来；钉个三四下，过不久钉子仍然会松动；只有连钉七八下，这颗钉子才能牢固”。全面深化改革就要多钉钉子、钉牢钉子，使改革方案和措施全面落实到位，让改革成果和红利普惠每一个人。

邓小平为我们擘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正在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一天天走向繁荣富强，中华民族正在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我们今天纪念邓小平，一定要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改革开放的真谛，一定要把改革开放伟业不断推向深入。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全面深化改革才有未来。

今年是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重温邓小平理论，感触颇多。邓小平理论的一大特点是强调改革与开放，而其改革开放思想的一个突出亮点，则是强调要以经济领域改革为重点，搞好各领域改革间的相互配套，使各领域改革相互协调、协同推进，即提出了要“两手抓两手硬”的配套改革思想。小平同志这一思想的提出时间，主要集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离现在已过去有二三十年，重温小平同志有关论述，深感对搞好今后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有重大启示。

小平同志关于经济领域改革的最重要思想，是强调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对过去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这一根深蒂固传统思想作出了重大突破，成为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理论基石。小平同志关于这方面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提出计划与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二是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关键在于哪一种手段更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三是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些论述，是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的主要精神，但即使是到今天，其对我们进一步深化经济领域的改革，特别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任务，仍然具有重大指导作用。

更需要重视的是，其实小平同志早在上世纪80年代即改革开放早期，就提出“两手抓两手硬”的重要改革发展战略，这一思想对我们搞好今后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指导意义更加重大。小平同志在这方面的论述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认为搞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既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又努力发展精神文明。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如果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会受破坏，会走弯路。二是认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既要一手抓改革开放，又要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三是提出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才能解决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根本问题。

总之，小平同志提出的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两手抓两手硬”的改革思想，历经数十年改革开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检验，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和紧迫性。其提出的上述改革基本思路，即改革的突破口在经济领域，关键却在于做到“两手抓两手硬”的这一配套改革的思路，对我们理解和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很有帮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宣布我国进入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之所以称之为“全面深化”，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改革需要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此，首先要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现实出发，必须将坚持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具体来说，就是必须将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发挥好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依然是在经济领域，要坚决推进市场化改革，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只有这样做，我们的物质文明建设才能具有社会活力和创造力。

另一方面，我们要努力促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各领域改革的协调推进，要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干部教育人民，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打牢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特别是要坚决扫除黄赌毒等各种丑恶现象，坚决根治官商勾结等社会腐败现象，通过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让我们的两个文明建设成果更加丰硕，社会更加和谐。

作者系广东省委党校省情中心主任、教授

【实事求是和开拓创新构成的治政基础框架，也是邓小平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政治遗产。实事求是，改革才能协调有序，以较小成本获得最大利益；开拓创新，改革开放才能挖掘出制度红利，不致半途而废。】

中共中央20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纪念邓小平，是因为他是中国波澜壮阔的现当代史进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和擘画者。中国现当代史的进程充满艰难险阻，历史的前进与倒退时相伴随。在那些重要的历史关口，无论是面对历史的锤炼还是面对时代交付的重大使命，邓小平都展现了坚定的政治意志和历史使命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在改革开放启动之时，在1992年南巡讲话之际，邓小平挽狂澜于既倒，廓清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彷徨，保证了国家沿着正确轨道前行。

纪念邓小平，是因为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性贡献，不仅使亿万国人受益，也塑造了国际格局的新面貌。上世纪70年代末肇始于农村的改革，不仅基本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也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准备了基本的物质基础。而对外开放的推动，为中国正式迈上国际舞台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路径。

纪念邓小平，是因为基于他的政治生涯、政治意志和政治使命感所形成的思想结晶，经受了时代的考察，成为主导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基本理念。那些言简意赅的话语至今振聋发聩：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发展才是硬道理；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等等，既是基于对历史教训的深刻认知，也闪现出对未来发展困难的洞悉。而其中，最为重要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和开拓创新。

实事求是是治政的出发点。邓小平不计个人荣辱得失敢于纠正“文革”的混乱局面，敢于承认中国有被开除出地球“球籍”的风险，为启动改革开放做了最初的思想准备和动员。同样出于实事求是，邓小平及第二代领导集体选择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开放道路，通过早期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普惠性，创造中国式发展道路。

开拓创新是基于实事求是的治政选择。看到了国计民生的不足，看到了政治体系的滞后，才有开拓创新的使命感。事实也证明，没有开拓创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中国不可能完成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迅猛转型，不可能从一个后开发国家迅速上升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和第一贸易大国，不可能形成从经济体制到行政体制领域的持续改革动能。

实事求是和开拓创新构成的治政基础框架，也是邓小平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政治遗产，对于今天的中国仍然具有现实价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今天中国的主要使命。这意味着许多滞后的思维和管理体制都需要彻底改变。早期改革开放由于起点低，相较而言容易实现普惠利益，容易凝聚共识，而今天的改革开放则需要深度调整各方利益，需要“啃骨头”。因此不仅共识不易形成，还容易遭遇种种抵制。破除利益格局，移除改革开放障碍，更需要实事求是和开拓创新。实事求是，改革才能协调有序，以较小成本获得最大利益；开拓创新，改革开放才能挖掘出制度红利，不致半途而废。

邓小平及其同时代的领导者，为塑造现代中国奠定了基础，也给出了方向。塑造一个现代性的中国，使命尚未完成。而秉承邓小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思想精髓，既是完成当代使命不可或缺的治政理念，也是对小平最好的纪念。

●改革开放要不断坚持，不断深化，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要通过不断地深化改革来解决，而不是走回头路，更不是停滞下来，这是邓小平最大的改革遗产。

●今天需要当初邓小平那样改革的胆略和勇气，处理好各种矛盾问题的改革智慧，进一步形成改革的共识。

●今天纪念邓小平，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结合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重温当年小平的改革胆略、改革决心和改革智慧，来实现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和步骤。

新京报记者高明勇

“南方谈话”里很多思想，今天也不过时

发展才是硬道理，利用经济转型，解决那些环境、生态等问题的同时，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当前的重要任务，这也是在为深化改革创造物质条件。如果经济发展停滞了，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无从谈起。

1、新京报：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目前各界都在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你认为有哪些特殊的含义？

周瑞金：现在各界都在隆重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一方面是对于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纪念的传统，逢五逢十，饮水思源，需要适时纪念小平对中国发展的贡献；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面临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严峻任务，中央改革的决心很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也召开了几次会议，为改革进行了具体的部署。而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开拓者，全面深化改革离不开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与支撑。

所以，在这样的历史关头，隆重纪念邓小平，有着特别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就是说，用邓小平留下的改革遗产来继续推动今天的改革。

2、新京报：你认为邓小平的改革遗产都有哪些？

周瑞金：我认为邓小平的改革遗产，主要体现在三篇著作中，第一篇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文件，第二篇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是1980年8月18日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讲话，并在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成为中央正式文件，第三篇就是1992年的“南方谈话”（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里面提出的很多思想和观点，今天也并不过时。

3、新京报：为什么说到今天仍然不过时？

周瑞金：通过这些文献，可以概括出几点：第一，改革是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动力，改革开放要不断坚持，不断深化，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要通过不断地深化改革来解决，而不是走回头路，更不是停滞下来，这是邓小平最大的改革遗产。

第二，发展才是硬道理，利用经济转型，解决那些环境、生态等问题的同时，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当前的重要任务，这也是在为深化改革创造物质条件。如果经济发展停滞了，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无从谈起。

第三，国家发展一定要紧跟时代潮流，要用最宽阔的眼光，一切有利于我们发展的方式方法、管理技术，一切有利于我们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经验成果、措施架构，都可以为我所用。同时，不要用“中国特色”作为排斥和拒绝世界先进制度建设的借口，要超越意识形态，站得更高，这才是真正的自信。

今天更多是利益调整的问题

改革初期，主要是思想的阻力，改革要突破左的思想束缚，更多的是思想解放的问题，而今天更多是利益调整的问题，要突破利益固化，这一点比以前的阻力也更大一些。

4、新京报：邓小平是改革总设计师，我们今天提出的改革“顶层设计”，都是一脉相承的，如何看二者的内在联系？

周瑞金：更准确的说法是，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尽管现从GDP指标的意义上看，我们已经提前40年实现了第三步的目标，但是国家总的发展目标，我们还在努力之中。

5、新京报：纪念的声音中，很多人都把今天的改革形势与当年改革初期进行比较，你怎么看？

周瑞金：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反腐的力度比较大，打掉了以周永康和徐才厚为代表的两个特殊利益集团。他们其实就是典型的权贵利益集团，既掌控国家公权力机关，又是经济财富的攫取者。

国庆60周年的时候，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其中谈到，改革的最大阻力就是特殊利益集团，就是掌握公权力的权力精英同掌握资本的资本精英勾结在一起，形成特殊的利益。当权力、资本和资源结合在一起，容易滋生腐败，将会导致权贵集团粗暴地垄断经济增长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这恰恰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

6、新京报：你认为如何化解当前改革所面临的这些矛盾？

周瑞金：全面深化改革遇到利益固化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由今天的改革形势联想到改革初期。改革初期，主要是思想的阻力，改革要突破左的思想束缚，更多的是思想解放的问题，而今天更多是利益调整的问题，要突破利益固化，这一点比以前的阻力也更大一些。所以，大家认为，今天需要当初邓小平那样改革的胆略和勇气，处理好各种矛盾问题的改革智慧，进一步形成改革的共识。

纪念邓小平最重要的是全面深化改革

其实早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就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但是十七年过去了，这是第一次在中央全会上将“依法治国”作为主要讨论议题。

7、新京报：当前的反腐形势，也被认为在为全面深化改革铺路，你怎么看？

周瑞金：从目前反腐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国家和社会的制度建设很重要。解决问题，既要治标更要治本，如果说反腐是在治标的话，那么依法治国就是治本的问题。现在需要从大大小小的反腐案例中，总结出教训，纳入到制度建设的轨道上来，从大张旗鼓地反腐，逐渐变成制度规范地防腐，从而根治腐败。

8、新京报：十月份的四中全会，将重点研究依法治国的问题，有何期待？

周瑞金：其实早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就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但是十七年过去了，这是第一次在中央全会上将“依法治国”作为主要讨论议题。这也说明了这么多年来，对法治建设的重视还不够，尤其是司法领域的改革，而司法体制的改革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很多民众有一个体会，就是“老虎”抓了那么多，“苍蝇”也打了那么多，可是为什么感觉办事仍然很难，原因也就在这里。

9、新京报：记得你比较推崇邓小平晚年的一些观点？

周瑞金：对，那些观点中流露着他对现实的一种警醒。比如《邓小平年谱》中，记录了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和弟弟邓垦的一段谈话：“……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10、新京报：结合现实，你认为什么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

周瑞金：今天纪念邓小平，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结合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重温当年小平的改革胆略、改革决心和改革智慧，来实现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和步骤。现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已经提出来了，战略目标也清楚了，下面就是一步一步具体地部署、具体地实践、具体地实施，通过一步步深化，解决我们面临的改革难题。解决我们面临的改革难题，首先是民生问题，比如户籍制度、社保制度的改革，是民众最关心的，也是攸关民生疾苦的，这些需要优先入手；然后是民主问题，要从民主法治的角度来推进改革，这些问题的解决，关系着民心向背。这也是当前纪念的真正意义所在。

访谈嘉宾 周瑞金 知名政论家，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正在央视一套热播。随着越来越多大事件的推进，越来越多人物的亮相，该剧的质感受到越来越多观众的肯定，很多观众每天准时追剧。有质感，源于全剧组4年的筹备和近5个月的拍摄。（8月14日《四川日报》）

邓小平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标杆式的伟人之一，也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随着电视剧的热播，曾经的重大历史事件伴随着镜头的切换，点点滴滴重现眼前。近段时间以来，各大新闻媒体及网络都进行了跟进评论。多侧面审视，质感“邓小平”成为了观众的同感。作为重大历史题材，《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把握住了一个主题，那就是敬重真实。正因为真实，才能触动心弦，

伟人光辉，根植真实。质感“邓小平”在于还原历史的细节与真实。4年的筹备和近5个月的拍摄，从剧本到取景，从服装道具到言谈举止，无论重大的历史时刻，还是细微的细节刻画，剧组都贴近与历史真实，都着力于还原那段惊心动魄的转折场景。为了再现金牛宾馆当年的场景，硬是在北京找了老宅取景，按照当年金牛宾馆的旧貌布置，基本上还原了那段时间的金牛宾馆。剧中群众、特约演员达3400人，主要演员每天凌晨5点开始造型，常常又拍摄到第二天凌晨。应该说，在每一个细节，在每一个历史瞬间，都体现了一种对历史真实的敬重。

百年风云，今昔相照。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央视一套匠心推出一部震撼人心的历史题材片《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既有深切追念之要，也有现实映照之义。邓小平之所以能在人们的心中占据显要位置，能够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关键在于他能够在重大的转折时刻破题时局，开辟天地。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南巡讲话，两次大手笔的改革写意，为中国后来改革发展勾勒出了总体构架和大美画卷。今日中国，再次面临重大抉择与转折，压力不亚于过去。内有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压力，还有反腐败的非常斗争，外有国际政治格局新变化，解读《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历史的真实与现实的对接。

之所以会出现质感，关键在于我们的观众心中始终留存着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时间里，我们见证了奇迹的诞生过程，我们领略到了其中的惊心动魄。追昔抚今，同样我们也正经历着一场更加宏大的改革奋进，面对两个百年目标，面对伟大的中国梦，我们不仅仅要从伟人的深邃目光中读懂历史，同时也要从现实的改革中读懂未来。

48集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8日晚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开播，立刻受到热议。片子全景式再现了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4年中国全面改革开放这八年中的中国政治历程，除了邓小平作为主角，片中出现华国锋等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述了官方银屏从未直接展示过的一些细节。这让很多观众感到惊喜。

这部片子对“脱敏”有突出贡献，成为舆论的强烈印象。至于这样的“脱敏”尺度是否令人满意，以及这些“脱敏”是否足够恰当，价值观不同的人自然会有延伸性争论，但这些争论并不损害片子影响的高度正面性。

谈新中国的历史，一直有一些敏感的“禁区”。在整个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里，禁区就更多一些。究其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和谐，共识不足时，回避分歧就成了最常用的选择。这个问题有一定的体制根源，但不全是。

问题在于，社会多元化和互联网推动的全球化在将中国政治话语的一个个“禁区”团团围住，这些禁区通常只能在官方舆论场上得到维持，民间的实际舆论拥有众多渠道，禁区成了似有似无的东西。

近年来，中国新的话语禁区明显减少，但依然有一些。老的禁区打破了不少，但也有一些“维持了现状”。我们认为这一大方向是积极的，《邓》这部片子是其中有标志性意义的进展。

最重要的或许是，要尽量减少话语禁区，这已成为执政力量和主流社会的共识。用限制人们谈论敏感话题来推动社会治理，这只能是不得已时的权宜之计，而不能作为常规性手段使用，管理者们对此都已清楚。

为打破那些仍存在的话语禁区，需要一些条件。它们包括，公开谈论那些敏感事件和人物不会导致社会意识形态的剧烈混乱，也不会导致尖锐的政治猜测或冲突。此外，开放这些讨论不能消耗国家的过多注意力，更不能加剧不同人群之间的分裂。

然而每一个敏感话题的超越，还是需要魄力。社会技术力量的进步对开放敏感话题形成倒逼，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像薄熙来、周永康被查处过程，舆论在事情尚有不确定性时就积极参与进来，恐怕就是合力造成的。

回过头看我们会发现，每一个敏感话题的公开，都对国家稳定最终形成积极影响。这些开放逐渐积累了社会的承受力，突发事件不再像过去那样震撼，中国“什么都发生”，人们“什么都议论”，但社会稳定在表面无序中形成了韧性。

这些经验告诉我们，今后要尽可能避免新话语禁区的形成。每一个新话语禁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堰塞湖”，它今天封堵得越严密，就有可能积累出一些相应的负面作用。

对于已有的话语禁区，应当看到，围绕它们的某种“堰塞湖”已经形成，它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有些逐渐消解，实现话题开放的“软着陆”。有些可能要等更长时间，等到社会有了更多共识之后，再逐渐放开。应当说，这是中国全社会面临的考题，它不光是政府怎么做的事情。

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中国社会上，对这个社会的问题和消除它们的难度，都多少是明了的。一方面我们呼唤全面的改革，包括逐渐铲除导致话语禁区存在的那些文化和制度原因。另一方面我们应清楚，这样的改革既有其自身的独立性，也是全社会很多其他改革的集成过程。我们尽力而为，但决不可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从8月8日开始，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该剧是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四川省委组织指导、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摄制而成。全剧共48集，历时5年创作拍摄完成。（《南方都市报》2014年8月10日）

201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作为纪念活动的重头戏，《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8月8日晚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准时开播了。该剧的播出之所以能够迅速在互联网上的引发热议，是因为该剧除了“以纪实文献的叙事手法，全景式展现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带领党和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冲破重重阻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外，还“塑造了一大批身处各行各业第一线艰苦创业的干部群众形象”，既“高、大、上”，又“平民，接地气”。同时，“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首次访美”、“知青返乡”、“包产到户”等重大节点事件和“华国锋”、“胡耀邦”等比较敏感的政治人物也搬上了荧屏，让观众感觉到非常真实。

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拨乱反正，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他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改变了中国这艘“巨轮”的航向，奠定了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基础，提升了众多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如果说拍摄制作并播出《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显性意义是为了纪念这位“总设计师”110周年生日，那么，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坚定不移的推进改革开放政策应该就是这部电视剧的隐性信号。

众所周知，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异常迅猛，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与此同时，快速发展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也异常突出，到了不得不再次进行全面改革的时候。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不同的是，本次改革属于“深化”改革，是在各领域进行了多次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深度改革；是“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只剩下硬骨头”的攻坚式改革；是“不清楚险滩和暗流”的“深水区”改革。本次改革形势更复杂，任务更艰巨，困难和矛盾更多，更需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要有巨大的政治勇气与决心，更需要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团结一致、众志成城。

作为一部主旋律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除了具有“生日礼物”这个功能外，还肩负着“凝聚改革共识，汇集改革力量”的历史使命。目前，电视剧正在热播，一些熟悉或不熟悉的事件或人物将陆续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不能只看看热闹就了事。

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于昨晚在央视一套开始播出。从今年伊始，各地关于邓小平的纪念活动已经早早开始了热身，而按照1997年以后的惯例，无论其诞辰还是逝世周年，只要逢五逢十，必有高规格纪念。

只是，今年的纪念活动恐怕不仅是延续惯例的程式化仪式。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后，在我国GDP跃居全球第二以后的这个新时期的重大“转折”点上，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缅怀与纪念，就具有了更多关于一个人、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特殊意义，值得我们回顾与深思。

“改革开放”被用来标记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始于1978年，历经30多年的努力，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中国已脱胎换骨，思想和生产力的解放，让中国彻底改变了自身的命运。今天，我们将其归功于邓小平做出的历史选择，并不断总结其经验，继续将改革开放推向深入。

30多年前，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发展不够，唯有解放生产力，才能走出困局，走向富强，为此，中国必须发动一场触及全社会的大变革。但在党内争议和国际孤立的不利背景下，如何既保持意识形态的稳定，又在根本上触及思想与生产方式，是摆在高层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同时也是异常复杂的一道难题。邓小平凭借对时局的准确判断、巧妙的政治智慧和果敢的决断力，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扫除了障碍。

邓小平留下的一些经典论断，以及创造性理论发明，充分展示了其眼光与智慧，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中国要走的是一条前所未有的发展道路，没有现成答案，邓小平用“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等，巧妙摆脱了“姓资姓社”的纠结，用“不争论”搁置无谓的意识形态论争，调动起市场与社会的积极性，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回顾历史，立足当下，今天的中国尽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寻找道路方向也不再是当下最大的困惑，但我们依然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以腐败为代表的政治沉疴，社会公平正义、生态环境恶化、多元价值冲击等，既有老问题，也有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或演变出的新问题，中国崛起引起的国际社会关注也将成为未来的一大主题，与30多年前相比，改革前行的压力未必更小。

如果说当年邓小平是站在历史道路的转折点上，眼下我们同样面临着前行的诸多障碍与矛盾。应对这些复杂问题，仍然迫切需要政治家的敏锐眼光和独到智慧，回顾一代伟人邓小平对国情的深刻把握，在关键时刻的英明决断，看他如何竭尽所能为改革开放开道创造条件，对今天而言都显得意义非凡。

本报评论员 李杏

【重要政治人物从“不可见”到“可见”，无疑预示着主流政治叙事至少在符号层面上，具有了比以往更大的包容性。当政治和政治人物展现出更加丰富的面貌，其所蕴含的主流价值观才能更易为民众所感知和接受。】

从8月8日开始，作为对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纪念，48集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开始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而一年半以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的巨著《邓小平时代》的中译本，也由三联书店在中国大陆出版。政治开放的态势，似乎正在经由媒介内容的悄然开放而为外界所知。

总体上看，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三个方面实现了对以往同类电视剧的突破。第一，一些过去影视作品很少涉及的“敏感人物”，如华国锋和胡耀邦等，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艺术呈现。尽管此前在《浴血坚持》等剧集中也出现过胡耀邦，但故事的背景均设为1949年之前，而华国锋则是首次在电视荧屏上出现。重要政治人物从“不可见”到“可见”，无疑预示着主流政治叙事至少在符号层面上，具有了比以往更大的包容性。

第二，电视剧借鉴了曾经取得票房成功的两部主旋律电影——《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的经验，摒弃传统的特型演员选角思路，广邀演技精湛、口碑上佳的知名电视演员出演重要人物：曾经成功饰演孙中山的国家一级演员马少骅，在剧中饰演邓小平；曾因主演《蜗居》等流行剧集跻身一线男星行列的张嘉译，饰演习仲勋；而邓小平的妻子卓琳，则由两次获得飞天奖的著名女演员萨日娜扮演。打破特型演员制度的选角，既是提升剧集可观赏性的有效方法，也意味着过去那种通过严格设计政治领袖的荧屏视觉形象，以凸显其象征性地位的“灌输式传播手段”正在改变，将一部分接受和阐释的权力让渡给普通观众。

第三，电视剧的生产者和播出方体现出明确的话题营销意识，不断通过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的滚动讨论，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当然，邓小平本人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其在电视这种大众文化场域内如何得到塑造本身，便具有强大的话题吸附能量。报刊和互联网上的各种讨论还是提醒着我们，这部电视剧有了明确的“传播观”，与以往很多主旋律剧集大不一样。

一种流行的视觉政治学认为，政治领袖在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上的“可见性”构成了民众对其认同的符号基础，而《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一剧，其实是中国高层政治通过电视逐步实现日常化进程的一部分。而通过大众传播和讨论，有助于观众更好地了解政治和政治人物。当政治和政治人物展现出更加丰富的面貌，其所蕴含的主流价值观才能更易为民众所感知和接受。

□常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