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最执着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不过，如果以关注同一话题的时间长度为标准，大致可以梳理出一份“最执着”名单：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大学教授孙兆奇连续十年呼吁关注罕见病；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大学校长娄源功今年第八次关注河南高等教育问题；歌手韩红作为政协委员，连续六年提案关注农村留守女童性安全问题。

“代表、委员以‘铁杵磨成针’的执着精神针砭时弊，连续多年提相同的议案、提案，这样的执着无疑更加令人尊敬。”有评论如此赞扬这批执着的代表委员。还有论者感慨：“无执着，不代表”，“对某个问题保持长期的关注和发声，表明的是他们对手中权力的珍视。”用一句网络流行语来说，代表们究竟是“带盐”还是代言，就看他们够不够执着了。

不错，长期关注同一议题，至少说明了代表委员做的功课足够深，对同一问题研究得透彻，有效地避免了“拍脑袋”提案。连续5年提出控烟建议的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从具体问题入手，至今已提出了30多项“可具操作性”的建议。相比一年换个题目，在宏观问题上泛泛而论，这种细致追踪的做法更值得点赞。

一些执着的代表委员已获得回报。朱清时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近20年时间里，年年都在讲什么时候落实教育经费占GDP的4%。终于，在担任政协委员的最后一年里，他得到了满意的回应。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原全国人大代表叶青，连续10年呼吁公车改革，曾被誉为“公车改革第一人”。2014年7月，国务院公布《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公车改革迈出了有力的一步。

多年努力终获满意结果，当然皆大欢喜。不过，对更多依然执着着的代表委员们来说，如何继续坚持自己的方向，无疑是一种考验。在议案、提案得到落实的过程中，也许有漫漫无期的煎熬，有旁人不理解的讥诮，还有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但是，“你的失语，就意味着人民的沉默。”那些年年执着的代表委员，其背后站着的就是关注同一问题的老百姓，民意不可违，民心不可负。

从另一个角度看执着议案提案的产生，就不得不引出这么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为什么年年讲天天讲的事情，这么长时间都没法解决？改革的阻力，有的来源于客观条件的不成熟，但也有的来自主观上的不作为。有的议案提案到了相关部门手中，回复缓慢，甚至出现了套话。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李军总结过这样的敷衍回复：您提的非常有道理，我们将在工作中研究采纳。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有执着的代表委员为民代言，对人民来说，对相关问题的推进解决就有了盼头。如果让代表委员执着的问题一直存在，则让人不免质疑：到底是问题太复杂，还是解决问题的人太“任性”。改革的阻力，归根结底源于利益的板结化，代表委员年年执着，就是为了刺破利益的圈子。他们淋漓尽致地演绎了这么一个道理：代表委员不是为自己“带盐”，而是为人民代言。

记者们问马化腾的问题尽管涉及广泛领域，但其实全都关于腾讯公司的业务。无论是打车、医疗、微商、电影、游戏，这些都是腾讯公司业务覆盖的范围。而对于如此林林总总的问题，马化腾还全部都能对答如流。这位年富力强的“互联网大佬”绝不是一个甩手掌柜，而更像是一位“劳模”和“学霸”。

3月4日晚，北京新世界酒店，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掌门人”马化腾正在召开记者会，记者们对他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狂轰滥炸”。

2014年的全国两会，马化腾因身体原因请假，上一次的这样的记者会还是在2013年的全国两会。那次记者会的地点是在世贸天阶旁的腾讯汇，总共来了不过20多位记者，话题几乎都集中在科技领域。而这一次不同，上百位记者将会议室挤得水泄不通，到会的甚至还有香港记者、台湾记者，甚至日本记者。

抛来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有记者问：“马总，今年春节你发了多少红包？”马化腾答：“主要都是发给同事了，20万吧。”

有记者问：“网上热传的那条裙子，你觉得是白金的还是蓝黑的？”马化腾答：“蓝黑白金裙子的问题，我的思维是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利用社交媒体把一个事情一下子传播开来的案例。”

还有记者问，腾讯要怎么做海外投资，要怎么做医疗，怎么看打车软件的垄断，怎么管理朋友圈里的微商，怎么搞文化产业……甚至有记者当面投诉，微信公众账号上太多抄袭的文章了，该好好管一管。

在来自企业界的代表委员当中，记者会话题涉及如此广泛的，除了马化腾，恐怕就只有宗庆后了。但对于宗庆后，媒体们其实更感兴趣的是他前“首富”的身份，对于娃哈哈的业务关注得很少，宗庆后面对媒体的姿态更像是一个“公知”。另一位能引发媒体如此广泛追问的“商界大佬”要数李嘉诚，长和实业每年两次的业绩发布会，记者们感兴趣的话题会包括他对香港未来的看法，香港与内地关系等等宏大的主题。

相比之下，记者们问马化腾的问题尽管涉及广泛领域，但其实全都关于腾讯公司的业务。无论是打车、医疗、微商、电影、游戏，这些都是腾讯公司业务覆盖的范围。而对于如此林林总总的问题，马化腾还全部都能对答如流。一个多小时的问答环节，马化腾说出了大量具体的案例——小到某个产品在升级过程中是否忽略了盲人的需求，大到腾讯是如何与全国人大法工委进行沟通，这位年富力强的“互联网大佬”绝不是一个甩手掌柜，而更像是一位“劳模”和“学霸”。

即便是“白金裙子”、“春节红包”这样看似八卦的提问，也确实都是发源于腾讯公司旗下的平台，并且的确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热门话题。

尽管马化腾强调，腾讯这两年在战略上做了很大的调整，专注于做“连接器”和文化产业。但你不得不承认，这家公司正在变得无处不在。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公众的期待自然就越多。在记者会上，一位台湾记者提问：“马云跟小米的雷军到台湾大学做演讲，引起很大的轰动，因为他们鼓励青年创业，马云还成立一个20亿元的青年创业基金在台湾，不晓得马总有没有在这方面有类似的想法和兴趣跟进。”

这似乎是希望马化腾也去台湾撒点钱。“小马哥”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表示腾讯在台湾的业务市场份额不够高，而业务和投资都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有好的项目，肯定会积极投资。

□新京报记者 郑道森

【一年一度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既是对上一年度政府工作的总结，更是对本年度政府工作的展望。】

细读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我们发现可谓是亮点迭出，比如，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及房地产时也不再使用“调控”等相关表述。而在看似形而下地谈及“加快建设光纤网络，大幅提升宽带网络速率”的背后，却是决策层对互联网产业的高度重视。此外，尽管“稳健的货币政策”已连续提了五年，其实质却彰显出我国经济发展理念的变化。

房地产：去调控化

在今年的两会报告中，提及房地产时未使用“调控”等相关表述，取而代之的表述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调控是往年房地产政策的主旋律，今年的报告抛开此种表述，在房地产拐点已经初现的当下，这预示着政策风向的确已经发生转变。

去调控化之后，2015年房地产政策的新变化，主要是政府将加大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力度。报告提到，今年保障性安居工程新安排740万套，其中棚户区改造580万套，增加110万套，城市危房改造也被纳入棚改政策范围。此外，农村危房改造366万户，增加100万户，统筹推进农房抗震改造。

在住房保障上，报告还特别提到，住房保障逐步实行实物保障与货币补贴并举，把一些存量房转为公租房和安置房。对居住特别困难的低保家庭，给予住房救助。这些政策，明确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居民福祉放在首位，不再刻意追求房地产市场对于我国经济的支撑作用，从长远来看将有利于我国经济调结构。

货币政策：“稳健”迎来第五个年头

今年两会报告对货币政策的阐述，初看似乎没有新意，其实质却彰显出我国经济发展理念的变化。

自2011年以来历年两会的货币政策均定性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今年是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的第五个年头。而就在货币政策的老调重弹中，我们却能看到决策层面对经济仍处下行期的沉着和镇定。如此，充分说明决策层对今年、乃至今后数年我国经济增长迈入新常态的决心和信心，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必须来自“调结构”，而不可能是“投资拉动”。

当然，在今年两会对货币政策的阐述，还明确指出“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2%左右，在实际执行中，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也可以略高些。”结合2014年我国12.2%的M2增速，这表明即使今年经济增长出现持续探底的局面，为了避免经济增长硬着陆而略微调高M2预期增速，我国货币政策的整体宽松度也不会明显超过去年。

提升宽带网速：促进经济运行效率

在今年的两会报告中，除了一如既往地强调“全面推进三网融合”，还重点指出“加快建设光纤网络，大幅提升宽带网络速率”。这表明在电子商务加速发展和移动互联网日新月异的今天，决策层已经充分意识到大力发展互联网产业的重要性。

提升宽带网速，不仅仅意味着个体网民可以更为便捷地上网，更意味着办公效率和商品交易效率的提高，由此可以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这在今年的两会报告中，决策层还明确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此外，就“加快建设光纤网络”而言，一方面在我国经济增长仍处下行期之下，由此可以开启高达万亿元规模的正向投资机会，另一方面在移动互联网日新月异之下，通过加快建设光纤网络以取代传统有线宽带，这可以强力拉动我国移动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杨国英（学者）

昨天下午，各代表团分别召开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了他所在的上海代表团的审议活动。审议过程中，当有代表谈到环境保护时，习近平格外关注，详细询问空气质量情况，并特别强调，空气质量“不能只靠借东风啊！事在人为。”当天下午，张德江委员长参加浙江代表团审议，第一个发言的省委书记夏宝龙开场即提到了水污染防治工作，张德江马上插话，详细询问了浙江省的有关情况，反复强调保持山青水秀的价值和意义。

昨天上午，在大会开幕前，大批记者来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希望能够采访到列席会议的部长。在部长们入场前，记者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新任环保部长陈吉宁到底是从人民大会堂东门随北京代表团一起入场，还是从“部长通道”入场，陈吉宁也是记者们最希望采访到的部长之一。

在此前的大会新闻发言人发布会上，环保问题自然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根据当天有人在现场的调查，如果获得提问机会，每5个记者中，就至少有一个记者想提与环保法有关的问题。而大会发言人也以比较幽默的方式，表示出了自己对空气质量的关注，以及全国人大对环保立法和执法的态度。

可以说，绝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代表中，不管是从事什么职业的，也不管是来自哪个地区的，对环保的关注程度，较以往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究其根源，则在于社会各界对环保工作的关注。

当然，对环保问题关注的代表中，也有一些代表的身份比较特殊。比如，多数地级市的市长都是全国人大代表，他们一方面承载着所在地区民众期待改善环境的期望，又承载着经济发展的压力。许多地方，环保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还没有实现良性互动。有的市长，有时为了GDP和就业，甚至还不愿意让环保部门处罚、关停污染企业，这就使其代表身份和市长职责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矛盾。

引人关注的是，大会新闻发言人傅莹称，去年全国人大新修改的环保法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保法”，新的环保法是“有牙齿”的，要对污染零容忍，全国人大将会采取系列措施，推动法律实施。面对公众对环保的关注，期待代表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一员，能够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朱恒顺(全国人大内司委)

【两会上的这种简短问答，其实只是部长们和民意之间的一次互动，不必过度解读。记者这些提问的最大意义是提醒，提醒部长们重视、解决这些问题。】

昨天，两会会场的一组“部长问答”引起广泛关注。交通部部长杨传堂说：家人连续三年摇号没摇上，也常用打车软件；民航局局长李家祥说：我坐飞机也被延误过；农业部副部长牛盾说：我不会吃日本大米；旅游局原局长邵琪伟：我没从日本买过马桶。

把一个领域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抛给主管该领域的部长们，似乎已成两会会场的套路。去年也有不少类似的问答：“你吃转基因食品吗？”农业部长韩长赋答：“我也在吃”； “你用过4G吗？”工信部长苗圩答：“我的手机卡还是3G的，但我经常体验4G，资费的确较高”；“你抽烟吗？”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凌成兴答：“不抽”……

记者们之所以爱这么问，首先有客观因素，两会会场采访往往时间紧迫，见缝插针地提出这些封闭式问题，既方便部长们简单作答，又呼应了公众关切。其次，对部长们量身定制的类似提问，还隐含着深层的民意焦虑——对该领域的问题，部长们是否有着普通人般的切身体会。如果没有这样的痛感，那说明官员和民生之间存在隔膜；如果有这样的体悟，则要引人思考为何问题还会长期悬而不决。

所以，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隐藏着可能令部长们尴尬的“陷阱”。能不能同甘共苦，事关公众对特权的担忧，对公平的关注。从诸多答复来看，部长们都明智地越过这个“陷阱”，选择了坦诚有普通人面临的苦乐，但这样的回答，也就意味着承认他们知道现存的问题，也就要面临有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日程表的追问。

事实上，网上已有人提出质疑，部长们能做到同患难不易，但民众更希望看到的不是共患难，而是解决困难。这样的质疑如果仅是针对部长们的用语，显然有些吹毛求疵，毕竟部长们在匆促之间面对封闭式问题，也只能简略作答。民航局长说他坐的飞机也延误，但恐怕不会因为这个“也”，他就觉得民众延误就是理所应当，我们也不能推断他没有做过解决延误问题的努力。

两会上的这种简短问答，其实只是部长们和民意之间的一次互动，不必过度解读。无论部长们答还是不答，这样答还是那样答，现实的问题就在那里。汽车摇号、飞机延误……种种问题都不会因为部长们的一两句话而有太多变化。记者这些提问的最大意义是提醒，提醒部长们重视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公众最期待的满意答案，不是部长们口头上的一两句话，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敬一山（媒体人）

【一边是简政放权、去除公章之痛，拔掉路上的“软钉子”，一边是放管结合、打破资金之箍，拔掉路上的“硬钉子”。两相结合，其实恰恰构成了“创客风潮”最需要的创业文化。】

不出所料，“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郑重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全社会要厚植创业创新文化，让人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更好地实现精神追求和自身价值。”这一表述，让青年一代的“创客”有更多期待。同时也在催人思索，究竟什么是创业创新文化？应当如何来厚植？

2015年新春，《新京报》记者奔寻各地，探访20名新青年，探寻他们创业、创新的经历与心路。这其中，有网络销售的青年，带领全村人走向网上家具致富路。还有参加总理座谈会的90后，针对大学生兼职搞起APP。

回顾这些创业者的故事,看到的是成功者的经验，更有潜在的成功者的渴求。一则，更宽松的政策环境，二则，松紧适度的货币环境。两者共同构成了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

简政放权，新一届政府对创业者抛出的橄榄枝，既有包容性的政策环境，更有法治化的营商氛围。简政放权、依法行政，可以有效降低创业创新的成本，形成公平竞争的激励机制。政府工作报告显示，两年前的审批削减承诺，已经超前完成，这是我们共同的信心。

另一方面，创业从本质上说，是资本投入的一场战役，而创新从本质上说，也是资本驱动下的技术进步。反观现实，不少小微企业不缺点子，也不缺市场，在全面深化改革、商事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缺的往往正是宝贵的“第一桶金”。因此，解决创业者“贷款难、贷款贵”的老问题，与改革、优化环境一样重要，都是厚植创业创新文化的有机组成。

对此，政府工作报告也有充分的考量。在去年货币供应量增速的基础之上，今年定下了12%的目标。对于日渐井喷的“创客风潮”，政府工作报告更留下了一个“口子”——“在实际执行中，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也可以略高些”，这种应对风险的心态，实事求是，值得称道。当然，如何把“创客”精神发扬极致，有政府的支持，更需要全社会一起参与进来。

一边是简政放权、去除公章之痛，拔掉路上的“软钉子”，一边是放管结合、打破资金之箍，拔掉路上的“硬钉子”。两相结合，构成了“创客风潮”最需要的创业文化。政府部门有所担当、为所当为，资金、政策一个都不能少，“创客风潮”定会大有作为。

□井桥夕（财经评论人）

【各级政府部门一手抓“瘦身”，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强化制度；一手抓“暴晒”，让权力在阳光下接受社会监督，有权才“不敢任性”也“不能任性”。】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各级政府都要建立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的有力推进机制，给企业松绑，为创业提供便利，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昨天，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任性”，引发广泛关注，报告指出，要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

总理采用流行的网络用语来表述对行政权力的警觉，让人印象深刻。而去年一年多来，中央政府下大力气简政放权，取消和下放超过三分之一行政审批权限，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中国经济也由此释放出极大的活力，在持续下行的困境中依然新增1000多万人的就业，这一亮眼的“成绩单”，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这一表述。

不仅如此，强力推进的简政放权，也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政府随意干预微观经济的行为，让权力更加公正、透明，有较为清晰的边界。其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不容低估。

不过，能不能从根本上遏止权力的“任性”，真正营造出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影响社会风气，并最终树立良好的为政之风，恐怕还需要更为艰苦的努力。权力固然“不可任性”，而若想抵达“不敢任性”、“不能任性”的终极目标，还有赖于强有力的制度约束。

以简政放权为例，眼下很多地方都落实中央规定，取消和下放了很多行政审批权限，但从实际运行的效果看，还远未到额手称庆的时候。这是因为，旧的审批权力消失了，但一些政府部门、官员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意识并没有相应地调整，各种卡、要行为并未完全绝迹，据媒体报道，在一些地方甚至还滋生出新的变相的行政审批。

而在取消和下放审批的同时，部分地方政府部门也出现懒政、怠政的情形。李克强总理也在报告中指出，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

可见，作为调整政治经济社会的重要力量，政府权力不能做什么，必须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均应该有明确具体的制度约束。既要有边界，比如确定权力清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也要有责任，比如确定责任清单。而所有权力均需在宪法、法律的框架内作为，真正做到依宪行政、依法行政，并强化问责机制，以去除一切乱作为、不作为。

此外，还要继续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以公开促公平公正。权力除了要接受自上而下的监管问责压力之外，更要接受广泛的公众监督。权力下放得是不是到位，政府管理得是不是合理，有没有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社会公众应该有发言权、评判权。如果今后依然像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那样，“群众对医疗、养老、住房、交通、教育、收入分配、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则这样的权力运行显然是有待改进的。

说到底，权力的“任性”源于权力的不透明、不公开，且存在太多的自由裁量。新的一年，希望各级政府部门一手抓“瘦身”，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强化制度；一手抓“暴晒”，让权力在阳光下接受社会监督，有权才“不敢任性”也“不能任性”。

每年的各级两会，总有一些争议性议案提案在舆论传播上独占鳌头。它们之所以成为传播热点，既因一些代表委员对某些“老大难”问题的奇思妙想，又源于部分群众急于解决问题的期望。固然，借新奇之名，它们可以上头条，但往往因为“剑走偏锋”而淡化了真问题，甚至被指责为哗众取宠。

全国两会上，也有类似有争议性的议案提案,比如,“为保障女性权益，实施家务劳动工资化”；“贪污十万元以上的，可以只判一年”；“设立国家城管局”……今年，全国人大代表程德宏建议花500亿新建三峡船闸，也迅速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因其实施难度大，预期效益不可确定，而受争议。

但是，今年有所不同的是，大家不再动辄以“雷人”给这些争议性提议贴标签了。有媒体评论指出：“有些代表委员的建议有争议，他们关注的问题却是切切实实存在的，有些公众却只顾着跟代表委员个人较劲，而忽视了问题本身的存在。”还有文章说，提案越雷人，就越要理性批判，更不应该把矛盾引向对提案者个人的人身攻击。

的确，解决问题才是最终目标。对争议提案议案一笑了之，或百般讥讽，甚至围绕个别数据不放手，无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相反，把问题拿出来，就算在处理方式上有点激进，不管争议有多大，也在客观上借助两会这一平台推动了公共讨论。而且，批评一个提议是否得当，不能单看外在表达是否符合公众胃口，也要看内在的逻辑够不够严谨。

如果平心静气地分析争议性提案建议提出的背景，会发现一些建议并非拍脑袋之作，看似雷人，却具有一定技术含量。比如，那个500亿新建三峡船闸的建议，提出者本人就是交通领域的专家，为提出这个建议经过了严密的经济测算，并且有专业机构进行技术上的可行性分析。所以，建议超越公众的认知，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没有踏实的调研来支撑，哪怕是看上去正确无比的建议，也真正雷人。

一些有争议性的提案建议能进入公众视野，也因建议者希望听取公众意见。一旦民间反对意见多，建议者自然也会从善如流。比如，民革中央本打算在关于修改婚姻法的提案中加上这么一条：子女未满10周岁，父母不得协议离婚。这一建议经报道后立刻招致了密集的反对，网友指出不具可操作性，父母可以名义上不离婚实质上分居；专家也认为建议太过具体。很快，民革中央就修改了这份提案，在最终提交的版本中去除了相关表述。

两会不是代表委员圈子里的堂会。公众热议议案提案，也是会场之外的大会，有赞声，有呛声，都是正常。争议之余，切莫把关注转移到不必要的方向，避免沦为争议而争议。有些时候，与其纠结于外在的争论，不如顺着问题的方向，寻找更合理的思路。如果哪一天所有的提案议案都没有争论了，那才可能是大问题。

去年做“曹林说会”节目时，曾进行过一场网络调查，问网友在两会时最反感代表委员说哪些套话，排在前面的有“听了报告我深受鼓舞”、“报告高屋建瓴”、“我是来学习的”——公众之所以反感代表委员这么说，是觉得他们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把参政议政和监督政府当成了学习和歌颂。3月5日上午，李克强总理将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接受代表的审议，并请政协委员提意见，以一种正常的代议心态去审议报告非常重要。

听了报告我深受鼓舞——以往一些代表习惯以各种方式表扬政府工作报告，但不要以为总理喜欢听这种没有营养的表扬。前年12月，李克强到天津调研考察，在一个公司听取情况汇报时，就三次打断企业负责人的话，追问“有哪些政策可以调整”。他说：“不要光表扬政府，要承认，我们的行政审批和发达国家比做得不够好。这些问题一定要改进，要适应企业的发展。”

总理其实很期待听到批评政府的声音，几任总理都经常邀请各界人士到中南海做客，听取他们的意见。比如去年1月17日，10位来自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的代表和基层群众代表受邀来到国务院会议室，为正在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提意见、建议。座谈会开始前，李克强总理就鼓励大家说：“座谈会虽然时间有限，但你们要敞开心扉讲自己的看法、建议，包括对政府的批评。”可见，政府工作需要的是献计献策，而不是献媚。

早在2007年两会，李克强总理在地方任职以人大代表身份履职时，就曾质疑环保统计是否准确，统计口径上是否有偏差。当了总理后，也不时批评政府工作，比如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批评一些不作为的地方官员是“尸位素餐”，甚至拍桌子批评一些“拿低保给官员当人情”。

这些例子都说明，总理自身做了批评的示范，也做好了欢迎批评和承受批评的准备。更重要的是，法律赋予了代表们审议报告、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权力，纳税人也期待人大代表表达真实的民意，代表们没有理由战战兢兢地把“我是来学习的”、“我深受鼓舞”之类挂在嘴上，浪费了审议的机会和议政的资源。

前些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参加政协的一个小组座谈会，一个政协委员说“下面我再汇报第二个问题”，温总理马上就打断了他：“不汇报，你就提意见吧。”代表委员中有很多官员，平时在总理面前是“下级”，但在两会上是平等的议政者，是政府的监督者，而不是听指示的下级。一些代表委员也喜欢把“学习”挂在嘴上，这种“学生心态”要不得。

还有那种举个手、鼓个掌、把审议报告当走过场的打酱油心态也是不健康的。每次做报告时，媒体特别喜欢数代表委员的鼓掌次数，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后，“多少次掌声”都是一大新闻点——掌声也是一种民意，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淡化它，强化监督和审议。

【如果有关各方都能以公开的方式对话沟通,每个人都敢于说真话、说实话,必将大大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改善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不但不会削弱还会强化执政基础】

“39名全国人大代表因涉嫌违法违纪辞职或被罢免,是否说明代表选举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外界认为中国的反腐工作只是在治标而已,反腐制度建立工作将如何进一步推进?”“为什么财政部能如此随意地调整燃油税,全国人大是不是没有尽到职责?”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堪称硝烟弥漫,62岁的发言人傅莹面对中外记者抛出的敏感问题,一一从容作答。

大会新闻发布会成为每年全国两会初期最精彩的看点,不仅是因为傅莹、吕新华等“老江湖”个人魅力不凡,更是因为很多敏感话题都能在这个特殊场合“脱敏”。前两天,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吕新华以“没有不受查处的铁帽子王”“反腐败大家都很任性”等精彩表述回应多个敏感问题,同样赢得了一片赞声。全国两会不回避敏感问题,是开放、透明和自信的体现。

全国两会是“新闻盛宴”,很多重磅信息都是从两会会场传出的。报道两会的中外记者会直截了当地抛出一些敏感问题,其中通常还包括某些平时讳莫如深的名字和问题；大会新闻发言人和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则不会用“目前还不清楚”“无可奉告”“正在调查中”等外交辞令“打太极”,相反,他们有可能主动将全国两会当作一个用权威消息以正视听的窗口。

让敏感问题“脱敏”,能拿到台面公开讨论,有助于增进社会共识。有媒体统计发现,近10年来全国两会的提问重点正逐渐转向改革、反腐等敏感议题,提出尖锐问题也不再是境外媒体的“特权”。这个变化,实质上反映了公众对全国两会的期待有了变化,人们希望能进一步开放透明,促进社会共识,寻求“解题方法”。全国两会不回避敏感话题,正是对民众新期待的积极回应。

事无不可对人言,“敏感”其实都是相对的。事实已反复证明,信息不透明会显著增加社会成本,让“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更会让各种小道消息和谣言像病毒一样四处蔓延。从结果来看,与其让谣言和猜测在舆论场风生水起,倒不如将真相暴晒在阳光下,这样更有助于人民团结、社会稳定。

纵览近几年的全国两会,无论是新闻发言人还是代表委员,在谈论敏感话题时都比以往更加从容、自信了。比如,傅莹在回答路透社记者关于军费增长的尖锐提问时,以几句轻松的调侃活跃了现场气氛；再比如,被凤凰卫视记者问及香港和内地关系的问题时,傅莹则以热门综艺节目《奔跑吧兄弟》灵活应对。为傅莹“撑腰”的,是今日中国更自信、更开放的总体环境以及民主政治的进步。

“壅蔽于言者,祸乱之萌。”全国两会是共商国是的平台,如果在这个平台上不能畅所欲言,对那些所谓的“敏感问题”绕着走,信息上传下达的通道就淤塞了。而事实上,如果有关各方都能以公开的方式对话沟通,每个人都敢于说真话、说实话,必将大大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改善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不但不会削弱还会强化执政基础。

当然,敢碰敏感问题的不应该只是报道两会的记者,善于直面敏感问题的也不应只是新闻发言人和个别官员,捅破敏感问题“窗户纸”也不应只在每年全国两会这几天。随着改革向深水区推进,未来会有更多的敏感问题出现,把它们摆在桌面上进行心平气和地讨论,甚至面红耳赤地争辩,这才是现代民主社会应有的常态。让更多公共话题“脱敏”,公众有这样的期盼,公权力也应有这样的自信。

去年今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向全国人民列出了2014年度的工作计划和目标。一年之后,中国政府网以图表的形式,对报告中的一些指标任务的完成情况作了盘点——在统计的20项指标中,绝大部分都超额完成。

“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要减少1/3”“改造农村危房260万户”……每个数字的背后,都是全国各地众多部门一年来的行动,所需的决心和努力恐怕都是巨大的,所牵涉关系和利益之复杂也是难以想象的。大家对政府工作“成绩单”点赞,是对政府工作的认可。

中国政府网晒出政府工作“成绩单”,令人想起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云南了解洱海生态保护情况时,在与当地干部合影后说:“立此存照,过几年再来,希望水更干净清澈。”在今年全国两会之时,把上一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的完成情况晒出来,这种“回头看”本身就是一种坦诚和自信的表现,同时也是给未来的政府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后的工作目标将具体实际,言出必行,请群众监督。

其实,每年各地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会设定很多工作目标,但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原则性表态,如“从严控制三公经费”“坚决查处各类违法违纪案件”。因为缺乏清晰的标准和具体方案,它们难以让人真正感受到其“坚决”和“力度”,政府本身也可能因为这种软性承诺而怠于履行,群众也因其难以判断而无法监督。

因此,政府有清晰衡量标准的“硬承诺”指标很有必要。今年两会前,有媒体盘点“你必须关注2015年两会的十个理由”,其中有一个就是“李克强总理或再发‘硬承诺’”。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也有网友发帖表示,过去两年总理用“硬承诺”带领新一届政府做出了卓有实效的成绩,广大民众都看在眼里,“硬承诺”就是对自己的约束,是对民生的保障,2015年两会,期待总理更多“硬承诺”!

群众对“硬承诺”的期待和关注,也将促进政府科学执政的推进。社会管理不是数学题,并不是所有的方面都适合用硬指标的方式予以量化,而且即便可以量化的指标,每一项的改善空间也都是有现实规律和节奏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政府部门不提前进行科学调研和周密分析,拍脑袋随意定下一个工作目标,很有可能因违背客观规律而难以完成,官员必将在群众的瞩目和监督中无地自容。

“硬承诺”不是政府工作报告的专利,而是一种执政态度。它代表的是一种制定科学、清晰工作计划的习惯,一种对自我工作的高标准要求,一种将每一件规划事项落到实处的责任精神。政府部门如能在每一项政府的决策当中,通过不断自我回头看、让群众仔细看,将工作科学、扎实推进,政府的公信力才能得到有效提升,人民也才能在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当中获得公民的尊严感和成就感。

每年全国两会上,教育公平都是河南的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今年也不例外。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大学校长娄源功的提案,关注的就是均衡高等教育资源。大家不知道的是,这已经是他第八次在全国两会上关注河南高等教育问题了。去年,他被媒体评为“最执着的政协委员”。娄源功对于“执着”的评价并不讳言,他的答案是,“教育公平这个提案,不是说提一年就不再提了,它是不停地在进步,不停地在发展当中,不是提一次就能做好的”。(3月4日《河南日报》)

2012年,娄源功在当年的全国两会提案中建议将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纳入中央财政供给高校,并将郑州大学纳入“985”高校、河南大学纳入“211工程”高校序列。在2013年的全国两会上,娄源功提到的仍然是“均衡高等教育资源”。将地方大学纳入中央财政供给高校,或者是呼吁对地方性大学进行“升格”,这些就是均衡教育资源的有效路径吗?应该说,此种观点尚待商榷。但当一个政协委员8年关注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问题,此种执着无疑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

单就新闻报道来看,娄源功其实只是那些执着的代表委员之一。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在提案中就再度申请,要求环保部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这早已不是他第一次在提案中进行如此申请。至于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大学教授孙兆奇,更是连续10年呼吁设立“罕见病防治法”。时间再往前推,还有连续8年上书两会提公车改革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叶青,多年关注于高校改革话题的全国政协委员葛剑雄。只要我们去找寻,必将发现更多执着发声的代表委员。

当代表委员纷纷持续聚焦那些热点的社会治理话题,如此执着有必要放大。或许有一种观点认为,关注民生、参政议政本身就是代表委员的履职要求。这样的说辞当然不错,但同样需要看到的是,一方面,我们相当一部分的代表委员并不是“专职”的,在非专职之外,仍然能够对某个问题保持长期的关注和发声,这表明的是他们对身份的珍视；另一方面,审视新问题,体现的是代表委员敏锐的视角,长期关注老问题,体现的显然是更务实的履职取向,长期关注只为得以最终解决。

无执着,不代表。举世瞩目的全国两会中,究竟一个怎样的代表委员才是值得期待的?去年全国两会时,全国政协委员朱永新一篇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文章,曾流传于网络。文章写道,“城乡约每67万人分配1名代表名额,很不容易；你的不称职就意味着67万人的缺席,你的失语就意味着67万人沉默”。代表委员为民代言,倘若他能够执着地关注于那些深度的改革领域,相对普通人,带来的必将是对公共生活的较大力度影响,这也是代表委员执着行为的最大现实价值。

厘清了这一点,就不难得出结论:我们衷心希望执着于某项公共治理的代表委员越来越多,我们不吝啬于向他们表达敬意和肯定。但关键性的问题依旧在于:执着应该推动这些改革的缓慢前进。否则,年复一年的执着纵然有着个体的光芒,但其公共意义也会打折。最执着委员娄源功表示,“教育公平是不停地在进步,不停地在发展当中,不是提一次提案就能做好的。”委员在表达着坚定的关注之心,而这样的执着,最需要看得见的改革来应答。我们愿意为之共同呼吁。

【代表委员的“炮轰”,可能不一定都是科学的,这就需要有关方面,特别是被批评的部门和有关领导,能够以宽容的态度,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姿态,来对待“炮轰”,并且努力实现和代表委员的良性互动】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已正式拉开帷幕。昨天的政协小组讨论会后,一位采访会议的记者与同行交流时说,今年的两会气氛热烈,但似乎较往年平和,两会的空气中少了一些唇枪舌剑和针锋相对的火药味,迄今为止,还没见老“炮手”“开炮”,也未有新“炮手”涌出。

两会本质上并不需要搞得“硝烟弥漫”和“炮声隆隆”,没有见到“炮手”“开炮”,也没有遇到讨论过程中的唇枪舌剑和针锋相对,并不说明会议质量不高,也不能说明代表委员履职不积极,这一点相信没有人会质疑。实质上,只要代表委员能够真实、全面地反映所代表民众和群体的意见,积极地参加会议审议和讨论,积极地提出议案、建议和提案,督促“一府两院”改进工作,“两会”的质量就会有保证,代表委员的履职成绩也就能够得到民众的认可。

当然,对于前些年出现的大多数“炮手”和屡见不鲜的“炮轰”现象,我们也应当给予积极的评价。对于记者和有些民众希望代表委员“发炮”的心理,我们也应当给予理解。有人曾说过,“无辩论,不民主”。两会期间,5000多名代表和委员齐聚北京,发言多,采访多,新闻报道密集,一些有价值的声音和观点,容易淹没于舆论大潮中,得不到应有的关注,特别是主管部门的关注。经过“炮轰”,特别是经过知名度高的代表委员“炮轰”,社会关注度大大提高,主管部门往往会高度重视,从而推动民众关注的问题得到解决。

有些时候,代表委员之所以“炮轰”,还和主管部门处理问题的态度有一定的关系。受到“炮轰”的问题,往往是久拖不决的老大难问题,代表委员的“炮轰”,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履职为民的热情和责任感。在这个角度上,民众是希望有“炮手”适时“开炮”、为民“开炮”的,会议组织者等各方面也都会理解。从法律的角度讲,依法履职所必要的“炮轰”,也是受到保护的。

当然,“两会”是一个严肃的政治舞台,代表委员的“炮轰”也绝不可沦为过嘴瘾。“开炮”是为了解决民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是为了满足代表委员的一时快感。过嘴瘾的“开炮”不仅不会让民众感到兴奋和激动,还会让人有一种“唯恐天下不乱”的感觉,从而使“开炮”者引起舆论的“炮轰”。

“炮轰”可以,往往也会受到民众欢迎,但一个重要的条件却是必须“用脚说话”。代表委员“开炮”前,首先必须经过认真的调研,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征求意见,在汇集所代表民众或群体意见的基础上,甚至经过科学而缜密的论证,才能形成民众关心的焦点问题,然后在会上提出。没有经过广泛的调研,不能有效代表民众意见的“炮轰”,反而有可能被指责为“雷人雷语”,产生不良的影响。

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代表委员的“炮轰”,也可能并不一定都是科学的,这就需要有关方面,特别是被批评的部门和有关领导,能够以宽容的态度,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姿态,来对待“炮轰”,并且努力实现和代表委员的良性互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多赢,才能促进工作的改进,才能赢得人民的尊重。

今年全国两会，政协委员、河南大学校长娄源功的提案关注的是均衡高等教育资源，这已经是他第八次在全国两会上关注河南高等教育问题了。去年，他被媒体评为“最执着的政协委员”。娄源功对于“执着”的评价并不讳言，他的答案是，“教育公平这个提案不是说提一年就不再提了，它是不停地在进步，不停地在发展当中，不是提一次就能做好的。”

当一个政协委员八年关注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问题，此种执着无疑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单就新闻报道来看，娄源功其实只是那些执着的代表委员之一。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在提案中就再度申请，要求环保部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这早已不是他第一次在提案中进行如此申请。至于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大学教授孙兆奇，更是连续十年呼吁设立“罕见病防治法”。时间再往前推，至少还有着连续八年上书两会提公车改革的全国人大代表叶青，多年关注于高校改革话题的全国政协委员葛剑雄。只要我们去找寻，必将发现更多执着发声的代表委员。

当代表委员纷纷聚焦那些热点的社会治理话题，如此执着有必要放大。或许有一种观点认为，关注民生、参政议政本身就是代表委员的履职要求。这样的说辞当然不错，但同样需要看到的是，一方面，我们相当部分的代表委员并不是“专职”的，在非专职之外，仍然能够对某个问题保持长期的关注和发声，这表明的是他们对于手中权利的珍视；另一方面，审视新问题，体现了代表委员敏锐的视角，长期关注老问题，体现的显然是更务实的履职取向，长期关注只为得以最终解决。

无执着，不代表。举世瞩目的全国两会中，究竟一个怎样的代表委员才是公众所期待的？去年全国两会时，全国政协委员朱永新一篇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文章，曾流传于网络。其中写道，“城乡约每67万人分配1名代表名额，很不容易；你的不称职就意味着67万人的缺席，你的失语就意味着67万人沉默”。代表委员为民代言，倘若他能够执着地关注于那些深度的改革领域，相对普通人，带来的必将是对公共生活的较大力度影响，这也是代表委员执着行为的最大现实价值。

厘清了这一点，就不难得出结论：我们衷心地希望执着于某项公共治理的代表委员越来越多，我们不吝啬于向他们表达敬意和肯定。但关键性的问题依旧在于：执着应该推动这些改革的缓慢前进。否则，年复一年的执着纵然有着个体的光芒，但其公共意义也会打折。最执着委员娄源功表示，“教育公平是不停地在进步，不停地在发展当中，不是提一次提案就能做好的。” 委员在表达着坚定的关注之心，而这样的执着，最需要看得见的改革来应答。我们愿意为之共同地呼吁。

【从当仁不让收回税收立法权，到对立法法进行修正完善，从科学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全国人大正彰显出越来越强劲的制度魅力，也找到了越来越强烈的“存在感”。】

“两会时间”昨日进入第二天，在全国人大会议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傅莹回答提问时表示，“税收法定”的条件已经成熟，政府收什么税，向谁收，收多少都要通过人大决定。如果立法法修改获得通过，凡是开征新税，都要通过全国人大制定法律，2020年前将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油价刚要降，燃油税就提高”，至今让不少人耿耿于怀。财政部调整燃油税并非师出无名，其依据的是自2009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消费税暂行条例》，成品油消费税调整由财政部和国税总局起草意见后上报国务院，由国务院审批通过后，以部委名义发布。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1985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税收立法权授予国务院，相关部门可根据国务院出台的相关暂行条例征税。这种授权符合历史经验，曾是现实所需，却也埋下了骑虎难下的伏笔。

纳税是公民义务，但征税前提必须符合税收法定原则。我国现行立法法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必须制定法律。换言之，开征新税必须经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通过。而现实是，我国现有18个税种中，只有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税是全国人大立法征收的，其他15个税种，都是由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通过制定税收的暂行条例来征收的。

税收法定原则包含三部分：税种法定、税收要素法定、程序法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此背景下更应强调，征税和税率调整必须严格遵照税收法定原则。今后，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以及遗产税等都有可能开征，如果不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税收基本制度立法，后果将会十分严重。

全国人大应该理直气壮地行使税收立法权，即便确有必要授权国务院，也应该明确授权的期限和范围。最重要的是，新税种的征收要先制定法律，老税种调整征收对象、税率，同样要先制定法律，而不能再由行政机关“任性”解释和调整。这不仅是将政府权力关进法律之笼的需要，也是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更是建立法治国家的重要前提。

今年全国两会上，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备受关注。立法法是规范所有法律行为的法，即管法的法。今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立法法的修正不只具有象征意义，可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立法法的修订，与规范政府权力有关，与每个公民的权益有关，与国家的未来航向有关。

除了立法权，监督权同样备受瞩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新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围绕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等与全面深化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密切相关的话题，开展了3场专题询问。第一次专题询问，到会接受询问的部委“一把手”就有11人之多，创下历史新高。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两次主持会议，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到会应询。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吴晓灵感慨道：“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代表国务院到人大作报告并到会应询，在我印象当中是这些年以来的第一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气象。”现象背后是本质，总理和副总理都是人大投票决定的，当然应该对人大负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原则和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求，就是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都要受到制约和监督。

从当仁不让收回税收立法权，到对立法法进行修正完善，从科学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全国人大正彰显出越来越强劲的制度魅力，也找到了越来越强烈的“存在感”。与其说这是人大制度的价值重申，毋宁说这是制度优势的生动呈现。良好的制度设计，让全国人大葆有更强大的活力和生命力，不断复苏和激活内在的张力，使中国人大制度更能承载光荣和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