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日程，昨天，各代表团分别召开全体会议和小组会议，审查预算报告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细心的人或者都会发现，今年预算审查悄然之间发生了不少变化。

变化之一，“跑题”的明显减少。前些年，预算审查发言时“跑题”现象时有发生。个别代表团在审查预算报告时，甚至只有一两个人谈预算报告，多数人都“跑题”到争取财政资金、争取项目或者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昨天上午，虽然有中央领导同志带领国务院部委负责人到代表团参加审议，但多数代表的发言都能够围绕预算报告，提出预算报告中需要完善修改的地方，甚至有人指出了预算草案和政府工作报告之间不协调的问题。

变化之二，发言积极性普遍高涨。以往，有些代表团审查预算报告时，由于看不懂、看不完等多方面的原因，愿意发言的代表比较少，即使发言，往往也是三言两语。今年代表团审议时，甚至还出现争抢发言机会的现象。

变化之三，发言的专业性增强。许多代表表示，根据往年的情况，今年来参加会议前，他们专门就预算问题到当地财政部门和人大预算工委进行调研，并且向有关专业人士请教，因此，发言时也容易“一语中的”。

今年预算审查发生的变化，与修订后的预算法实施是密切相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对预算法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预算法今年1月正式实施。新的预算法对预算编制、审查都提出了新的、更加具体的要求。

根据修订后的预算法的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和预算工作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预算审查工作，在多个方面进行了改进：比如在预算初审前就召开专门座谈会，专门邀请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利益相关方参加会议，听取各方对预算审查工作的意见。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为了方便代表们审查预算，根据新预算法规定的重点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还会同有关部门，专门编印了预算审查读本，这份读本图文并茂，相当于给代表审查预算提供了简单易懂的“参考手册”。还有，今年首次将预算初审文件和材料，提前发给各位代表，让代表有更多的时间来准备预算审查等。可以说，正是这些创新性工作，推动了预算审查工作的可喜变化。从这些变化中，我们可以说，新的预算法正在“发威”，老百姓的“钱袋子”会管得越来越好。

□朱恒顺（全国人大内司委）

【一个称职的人大代表，眼里本就不应有“家丑”，越是自己主管或熟悉的领域，越是要坦诚面对，如此才能最大化地发挥代表的作用。】

两会进入各省区(市)代表团开放日时间，记者们开始根据自己关注的话题，去追访“热门”的代表团或者代表。比如发生“塌方式”腐败的山西团，到场记者甚至超过全团人大代表数。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不避家丑”，光是谈反腐、吏治就花了将近1个小时。

从媒体报道来看，王儒林对反腐问题谈得很生动、深入。“山西发生的严重腐败问题，不是个案、孤立的，是一坨一坨的”，“山西省里连续14年没有查处市委书记腐败案件”等说法，在网上引起不少关注。像王儒林一样“不避家丑”，直面当地贪腐问题的，还包括上海、江西、四川等省(市)的“一把手”。

作为地方“一把手”，直面当地存在的敏感问题，当然值得赞赏。不过，如果换个角度看，省委书记也是人大代表，按照法律规定，在人大会议期间，各位代表之间应是平等的，没有职业、职务等的区分。一个地方的贪污问题，实际上是公共议题，而不是什么“家丑”。省委书记因为职位关系，平常对这些重大问题了解的信息更多，那么两会期间更应该知无不言，尽可能和其他代表以及媒体坦诚交流，共谋解决问题的良方，这才是两会的价值所在。

两会期间，当媒体介绍某个代表、委员时，往往先注明“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然后才是他的社会职务。这一细节正说明，在两会期间，代表的身份高于一切，代表们来参会首先要考虑的是人民利益，而不是某个部门的利益。如果在两会期间，还忘不了代表之外的官员身份，还想着对本部门、本地区的“家丑”遮遮掩掩，显然不是积极的议政态度。

相比地方“一把手”对贪腐问题的坦诚，这几天两会现场也有些耐人寻味的镜头。比如，广东代表团分组讨论时，谈到“油企到底亏损吗”话题，有石化领域的代表就反问，“我们油企每年要上缴多少税你知道吗？”

相比而言，石化代表的反驳显真性情，只是既然知道大家不知道油企交多少税，那给公众好好算笔账，不是更有价值吗？摆事实讲道理，才是理性而有价值的两会讨论。一个称职的人大代表，眼里本就不应有“家丑”，越是自己主管或熟悉的领域，越是要坦诚面对，如此才能最大化地发挥代表的作用。

□敬一山（媒体人）

【“轻资产、高风险”文化企业很难获得金融支持。由国家资金出面主动降低银行的风险敞口，这样国家出动几亿元的资金也许就可以撬动几十亿元的银行贷款。】

近年来，文化产业受到了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的高度关注，但在文化金融合作的既有共识之下，金融业和文化产业的融合依旧存在未能突破的障碍，尤其是中小微文化企业的融资难依然非常突出。

我国文化企业融资渠道主要有银行贷款、股票筹资、债券融资、融资租赁、海外融资等，其中银行贷款是主要方式。在实践中，银行为防范金融风险、减少不良资产，普遍推行贷款担保制度，要求借款人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贷款担保。现行的担保制度使得“轻资产、高风险”文化企业很难获得金融支持。银行目前服务的基本是一些大集团或国有企业，根本谈不上惠及小微企业。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建立多层次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相结合。这为创新金融担保制度、破解文化产业发展的资金瓶颈指明了方向。因此，我建议创新文化产业金融担保制度，为文化企业与商业银行牵线搭桥，使它们实现合作双赢。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建立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由政府出资，牵头成立专门针对文化产业的信用担保机构，或者将直接补贴到文化项目上的部分专项资金改成对银行贷款的担保资金，银行对文化项目进行信用和风险评估后，对于风险偏离的部分，由国家资金出面主动降低银行的风险敞口，这样国家出动几亿元的资金也许就可以撬动几十亿元的银行贷款。

大多数文化企业是中小企业，没有资产方面的优势，难以用保证方式申请贷款。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也可以作为文化企业的保证人，帮助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融资。鼓励银行、保险公司与担保机构建立风险共担机制和补偿机制，通过实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为文化企业融资提供保证。

第二，创新担保物权制度。合理扩大抵押和质押财产范围，可以成为文化企业金融担保制度创新的突破口。根据现行规定，抵押资产必须是机器设备、房屋、产品等有形资产，以便于估价和变现。但文化企业多为轻资产企业，难以设定抵押。就质押而言，文化企业的经营特点决定了质押操作比较困难。

以版权质押为例，现行担保法规定，质押的权利必须是已经客观存在的版权，但文化企业恰恰是在制作文化产品的过程中最需要资金支持，如何用未完成作品的版权设定质押，实践中还没有成熟的做法。因此，建议文化企业除了使用传统的专利权、版权、商标权进行质押，还可以结合行业特点用发行权、播映权等设定质押。

创新金融担保制度离不开信用评级制度的健全和资产评估标准的建议，政府应当协助银行和市场中介来共同建立这一体系，促使文化企业创业期的低起点与银行信贷的高标准对接。

□龚曙光（全国人大代表）

小新、小明、小华、小苼……你以为这是幼儿园小班点名？错了，这是几家大媒体在今年的两会报道中为“卖萌”而取得“笔名”，或者说是“艺名”。众多主流媒体通过这些拟人化的形象，通过微博微信客户端，在新媒体各大平台上给老百姓讲述两会的“故事”。各大媒体集体在如此高规格的重大时政报道中“卖萌”，既“罕见”又让人“喜闻乐见”，值得点赞。

说起时政新闻报道来，对于新闻媒体，不少老百姓早就有一肚子不满了。过去那“八股文”一样的行文方式让老百姓看得云里雾里，对于很多时政要闻的报道，他们不是不想看，而是真心看不懂看不明白看不进去。而如此一来，难免会造成百姓对时政要闻之间的“疏离感”，信息的传达和扩散上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断流”现象，不可谓不是媒体人的责任和各方的共同损失。

尤其是全国两会的新闻报道，从会议级别来说的确是“高大上”的，而从跟民众的密切关系来说，其每一项议程都可能影响到老百姓今后一年乃至若干年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媒体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更应该用老百姓最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来进行报道，对会议内容和要点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和传播。新媒体平台上的“卖萌”也好，“讲故事”也好，都是最好的尝试和突破。

遍观这次众家媒体的表现，有用一张数据图表来阐释一万七千字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有用无限接近于“评书”的文风来解析领导人讲话中的“干货”的，还有用动画、漫画来让网友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最多两会重要信息的。不管采用什么技术和手段，总之让大家有一种感觉——两会新闻不那么难懂了，一眼就能看出12345了，手机在手妈妈不用怕我看不明白两会要点了。这让人不能不说，媒体们这次真的是卖了一手“好萌”。

当媒体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任性”地“卖萌”，客观上也正在把“庙堂”内跟百姓密切相关的信息高效地传播到“江湖”的每一个角落。想想也是，连习大大、李克强总理以及两会上的众多领导人和代表委员，都亲民地使用各种“网络用语”了，媒体又何必端着架子，不放下姿态走进更多普通老百姓呢？继续努力吧，俺们看好你们哟！

今年两会，钟南山院士无疑又成为最有人气的人大代表之一。他的每次出现，都会“惨遭”媒体围观。原因何在？

第一，钟南山代表应该是发言最多的代表委员之一。比如，他谈医改，认为看病难的问题没解决，根本在于医疗改革没有改变公立医院不合理创收，医院以营业额高低论英雄，像商业连锁一样扩大医院规模的现状亟须改变。除此外，他还分别在雾霾治理、养殖业滥用抗生素、过度医疗等方面专门发言。

第二，钟南山代表发言的质量非常之高，提的意见非常的成熟，一针见血。比如，他建议，公立医院要回归公益性，由政府承担医护人员的工资，可以有部分工资作为绩效考核，但关键是要切断医务人员收入与患者就医费用之间的关系。“我不是想增加医生的收入，只是希望将一些灰色收入转化为正当透明的收入。”他的这个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代表了很多医务人员的想法。

正因为他乐于发言，来者不拒，并且发言客观可靠，质量非常高，所以才成为了公众心目中最靠谱的人民代表，深受媒体喜爱。借助于媒体的影响力，每次两会，他几乎都能留下一些产生社会影响力的提案及观点，改变着这个社会。从前几年的保健药非法添加“猛药”，再到近年来医生的真实收入调查，再到今年“医院不能以营业额论英雄”或者是“主流医疗一定要是公益的,否则医改难成功”，都给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信这些观点流行后反思后，最后汇聚成的社会共识，一定能够影响到公共政策的制定方向。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委员代表年年参加两会，但几乎都扮演着花瓶的角色，要不就是一言不发，沉默是金。要不就是从网络上东抄西拼，说一些不痛不痒的废话与空话，让两会成为一个过家家的游戏场，而不是一个代政议政，商讨国事的严肃场合。一些民意代表们在政治上还相当幼稚，欠缺议政经验。这种表现经常源自于一种陈腐过时的观点，说多错多。这是很多人不愿意积极“发言”的常见原因。

但在事实上，说多未必错多。只要平时深入基层，对社会问题进行踏踏实实的调研，汇聚民意意见。对自己的发言，早做准备和做足准备，发言越多贡献越大。发言质量与数字上的多少没有必然联系，只与代表委员对这个社会问题的认识程度，准备是否充足有关系。钟南山代表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的议案很成熟发言很靠谱，表达能力只是一方面。但更为关键的是，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他已经在默默观察和调研，累计各种需要的数据和资料，准备足当然发言就靠谱准确，得到公众认可。

两会上，委员代表们主要的履职形式就是“说”，说了多少说得如何？对应的是他们平时在自己的职责上干了多少工作？是否认真去完成？一个两会上沉默的民意代表，提案总是走过场从来没有产生过影响力，他（她）的履职一定是糟糕的，来了好像从来没出现过，这种表现实在不适宜继续担当这种非常重要的工作角色。

代表委员说多未必错多。希望两会上多出一些钟南山这样的民意代表，不仅仅是把这种身份当成一种荣誉，还应该看到这背后的职责。民意代表，不把民意传递到，不为民谋利，那就是失职。

单一的专科毕业证书已不能科学评价学生的学业水平。

2014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决定》提出“研究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学位制度”。一月后，湖北职业技术学院试点为1103名优秀毕业生授予了“工士”学位，引起社会关注。

高等职业教育有别于普通高等教育，特色在于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设立“工士”学位制度有利于彰显高等职业教育的自身特色。

“工”与职业教育有着天然的耦合性，无论是《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注》、《甲骨文字典》、《康熙字典》，还是《考工记》、《天工开物》等古代典籍，对“工”的解释都蕴含着对技术、技能工作的擅长和熟练。“工士”学位，既适用于理工科类专业，也适用于人文社科类专业，能清晰地彰显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特性。

美国高等教育学家克拉克·克尔说过：“在某种意义上，学位就是红绿灯，使得学生的车流通过高等教育的各个阶段。从副学士到博士学位，各级学位都起着测量和奖励学习成绩的作用，它们影响着录取政策、课程内容和年轻人在大学中的学习期限。”不可否认，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的学习成绩同样也需要被测量和评估，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应当有自己的学位。

就目前而言，我国高职院校学生录取分数线从100多分到400多分不等，而且有些学校实施注册入学，学生知识和技能水平差异性很大，单一的专科毕业证书已不能科学评价学生的学业水平。授予“工士”学位，旨在多一种评价，增加一份激励，以激发学生努力学好文化知识和专业技术技能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工士”在国外早已有之。早在1899年，美国就开始设置了“副学士”学位，20世纪中叶，社区学院成为美国授予副学士学位的主体，美国实施副学士(或协士)-学士-硕士-博士四级制；1991年，日本修订《学校教育法》，规定授予两年制短期大学和五年制初中起点的高等专门学校毕业生“短期大学士”、“准学士”学位，不同的高等职业教育机构还可授予“专门士”和“高度专门士”等；2000年，英国颁布《基础学位计划》，提出拓展高等职业教育，增设两年制职业性的“基础学位”；2004年，澳大利亚在其学历资格框架中新增了两年制高等教育“副学士”学位。发达国家的这些学位划分和规定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工士”学位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国在高等职业教育中设置“工士”学位，有利于更好地开展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以提高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

□周洪宇（全国人大代表）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很多媒体在报道李克强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时，使用了这个标题。正如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说的：各级政府都要建立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的有力推进机制，给企业松绑，为创业提供便利，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所有行政审批事项都要简化程序，明确时限，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九大方面定义了何谓经济新常态。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GDP增长目标降至7%左右，显然是在充分认识的基础上，主动适应并成功引领经济新常态的理性选择。

慢下来的GDP，意味着我们将要追寻一种更有质量更有效益的经济增长。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有权不可任性”是对三中全会“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进一步阐释：政府权力做的是“减法”，增加的市场活力却是“乘法”。跟随近年来不断取消行政审批事项的节奏，地方政府一方面对应当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要彻底放、不截留，另一方面对上级下放的审批事项，也要接得住、管得好。

就像地方政府对落后产能与污染大户的不断补贴，是破坏市场正常淘汰机制，让环保技术创新与清洁能源发展遭遇困境的重要原因，权力的任性而为，即使出于好心往往也会办坏事。想咋办就咋办，或者想不办就不办，利用手中权力牟取私利，干预市场秩序，破坏资源分配，享受审批之笔的快感，凡此种种，都是权力任性的典型表现。要让权力不任性，就要规范权力运行，通过制定权力清单、细化信息公开、强化公众监督等方式，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

权力任性在很多时候或多或少与腐败相关。在反腐高压之下，一些官员为了避免腐败嫌疑，将严守规定、不违反纪律，异化成了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之前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在则是“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为此，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治理“庸官懒政”——“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对实绩突出的，要大力褒奖；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勉；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

如果说“反腐风暴”主要针对官员“胡乱作为”，治理“庸官懒政”则是主要针对官员“不作为”。懒政怠政不仅是一种消极的工作态度，更会导致中央的好政策梗阻在出台实施的“最先一公里”和落地生根的“最后一公里”，让“改革方案的含金量”无法展示，让公众不能产生“更多获得感”，从而严重影响改革效率，降低政府公信。

因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所以有权不可任性，因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所以有责不可懒怠。一面规范权力运行、杜绝权力任性，一面治理“庸官懒政”、惩处为官不为，这是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既不容忍贪官也不容忍庸官，既要求廉政也要求勤政，惟其如此，才能在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3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的审议。新华社记者黄敬文摄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再一次对创新进行了强调。

在2014年6月出席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有媒体统计，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仅“创新”一词就出现了37次，出现频率达到10年来新高，而且几乎涉及政府工作的各个方面。创新的被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无论是中国经济的目标、任务、还是发展模式、发展取向都出现了巨大变化。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目标”。这就要求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不再过度依赖以要素、投资规模为基础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而是实施以科技为基础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双引擎”。在中国经济“调速换挡”的新局面下，要实现中国经济减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的目标，创新被寄予了厚望。“互联网+”行动计划、创客、草根创新……这些报告上出现的新词，事实上都指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新业态、新亮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老常态、简单粗放的发展路子难以为继了，关键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

创新之基，在于改革。创新不是一句空话，更不是空想，而是需要在体制机制、制度模式等方面进行深入变革，以此释放创新的活力与动力。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中指出，如果说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这就清晰地点明了创新发展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刻关系。

创新，也不仅仅是在经济发展模式上，更在于中国发展前行的各个方面。社会治理、党的建设等方面，都需要用创新的眼光来看待，用创新的思维来引领，用创新的手段来处理。从这一点来看，创新也必须是全面的、全方位的。

好风凭借力，创新无穷期。发展是硬道理，一切问题都要在发展中解决。而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面对“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以及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既定任务，时间紧迫、任务繁重，这需要全社会都树立勇于创新、不断创新的精气神，用创新来引领中国社会发展前行。

“众多‘创客’脱颖而出，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第一次提到了“创客”这个网络新词。一个庄重的政治舞台，一份严肃的政府文件，一个方兴未艾的网络人群，所有这些元素加在一起，使得“创客”进入官方语汇，有着更多耐人寻味的深意。

何谓“创客”？网络新著《创客：新工业革命》中这样描述：他们使用数字工具，在屏幕上设计；他们是互联网一代，所以本能地通过网络分享成果，通过将互联网文化与合作引入制造过程。一言以蔽之，“创客”就是那些有创新想法，并乐于将其付诸实践的人。由于互联网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创客”往往依托网络想象创新、实现创新，他们是一群“玩”创新的新型人群。

一个新词之所以能在民间流行，并进入官方话语，正说明它切中了时代发展的脉搏。从国家层面来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需要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从社会层面来看，贫富差距拉大，公平正义诉求高涨，给社会底层更多垂直流动的机会，需要破除体制机制积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客”应运而生，一方面，个体迸发的创新精神，能够汇聚成经济转型升级的巨大动力；另一方面，“创客”空间作为一个开放平台，它天然拒绝权力干预、金钱腐蚀，是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智力空间，这恰好给了“草根”实现梦想的机会。

对待“创客”，政府应该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所谓“有所不为”，就是要管住权力乱伸的手，继续简政放权，为创新活力的野蛮生长提供稳定的市场环境；所谓“有所为”，就是要加大对“创客”的政策支持，在创意商业化、产业化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搭桥引线、玉成其事，为中小微企业“输血”，让创意想法成功“孵化”。通过“有所不为”固本培元，通过“有所为”输血补气，才能释放出“创客”蕴含的巨大能量。

有人说，19世纪是帝国的世纪，20世纪是企业的世纪，21世纪则是个人的世纪。因为在21世纪，互联网为每个人发挥聪明才智搭建起必要的基础设施。呵护“创客”，就是呵护创新，让蕴藏在每个人心中的能量充分涌流，千千万万个市场细胞活跃起来，必将汇聚成发展的巨大动能，一定能够顶住经济下行压力，让中国经济始终充满勃勃生机。

这两天的审议活动中，给基层代表更多的发言机会，可以说是各代表团共同的特点。多数代表团在召开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发言人中来自基层一线的代表比例都超过了60%。

昨天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活动。除了会议主持人外，此次审议先后有10位代表发言。在获得发言机会的10位代表中，有8个代表来自基层一线。李克强总理和参加审议的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针对他们提出的问题，现场回应和讨论。在主持人多次提醒代表发言“就到这里吧”后，面对不断举手的代表，李克强总理又示意主持人，先后让3位来自基层的代表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和建议。

在这两天的审议活动中，给基层代表更多的发言机会，可以说是各代表团共同的特点。多数代表团在召开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发言人中来自基层一线的代表比例都超过了60%。昨天一个代表团召开全团会议审议时，一个市长和一个来自农村的代表同时举手，希望得到最后的发言机会，代表团的一个官员还特意幽默了一句：对已拿到话筒的市长说，因为平时你有更多说话的机会，今天还是把机会让给基层的同志吧。

基层代表来自于生产一线，掌握基层的真实情况。但是，长期以来，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除了参加统一调研、视察、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外，直接建言献策的履职通道却显得不够畅通，对于一些法定的渠道，利用的也不够好。因此，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自成立之后，不仅要求在召开全国人大会议时要让更多的基层代表发言，还着手研究如何充分发挥基层代表的作用，给他们搭建更多的履职平台问题。

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提出，“要保证每一位基层代表在五年任期之内都能够列席一次常委会”，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增加了列席常委会的全国人大代表人数，每次列席会议的代表增至66名，每次会议，基层代表的数量占相当比例。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建立了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和常委会委员直接联系代表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每人联系５名以上全国人大代表，140名常委会委员联系了333名全国人大代表。实践中，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和常委会委员与各自直接联系的代表，通过定期走访、电话、共同调研、召开座谈会、书信等方式，建立了固定联系机制。

当然，要使代表能够真正地发挥好作用，还需要在选举、代表素质培养、党政官员意识提高等多个方面进一步努力。只有每一个代表都能便捷地将民众的意见传递上去，群众的诉求和愿望才能畅通无阻地直达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决策和其他各项决策更加接地气、顺民意，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朱恒顺（全国人大内司委）

【以开征环境税为切入点，还可促进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上的事权财权关系，未来环境税收入归属和使用上应当更多向地方政府倾斜，由地方政府承担更多的环境治理以及监督企业减少污染排放的职责。】

近年来，我国采取的一系列改善环境、减少化石能源消耗、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仍存在突出问题：一是以雾霾等为代表的资源环境危机因素继续凸显，经济增长、民生改善和环境保护之间如何协调亟待解决；二是针对这些矛盾和危机，单纯依靠传统的行政干预方法已经明显不足以解决现阶段面临的突出问题。

以环境税和“税制绿化”为代表的绿色财税制度改革，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更是减少环境污染改善民生的直接要求。我国现在尚未设立专门的环境税种，现行的环保排污收费政策征收标准偏低，范围过窄，整体环境税收政策缺乏系统性，相关税收优惠也缺少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环保效果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与此有关。

目前，煤炭资源税从量变从价的改革已正式启幕，油气等资源税亦将优化调整。然而环境保护税的改革方案尚未见分晓。尽管环境保护税法已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国务院2014年立法计划，但草案还没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针对以上情况，我提出尽快推进环境税改革的建议：

一、顺应总体财税改革的方向和部署开征环境税。在保持宏观税负稳定前提下，一方面进行结构性减税，选择一些特定税种削减其税负水平，比如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另一方面通过结构性加税，即开征环境税弥补减税带来的税收收入减少。从而在稳定宏观税负的同时，实现优化税收结构、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目标。以开征环境税为切入点，还可促进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上的事权财权关系，未来环境税收入归属和使用上应当更多向地方政府倾斜，由地方政府承担更多的环境治理以及监督企业减少污染排放的职责。

二、抓住有利时机加快立法争取尽快实操。近期和未来一段时间市场煤价油价的下行，使通胀压力缓解，也提供了开征环境税的重要时机。此时开征环境税，企业更容易消化，因而环境成本上升带来的企业运行成本上升，对宏观层面整体经济运行的影响也较小。

三、通过开征环境税，引发相关的行政、司法、社会管理体制的“法治化”配套改革。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环境税的开征，取代现有针对排污的行政性收费，将其与部门利益脱钩，以及更加规范地使用税收收入，这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不仅会使保护环境的税收调节更加合理、透明和有效，也会对其他领域的相关改革起到示范作用。关于税收资金使用，可以在税法中表述为原则上用以促进环境保护，相应于此可建立健全相关部门的协商机制，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工和协作。

四、开门立法，有效地收集企业和公众对于环境税的意见和建议，减少企业和公众对于环境税的顾虑。

□贾康（全国政协委员）

【“三公”公开不仅要各部门各地区零散进行发布，也应让公众对“三公”整体情况有所了解。所以从乡、县、市、省到全国三公经费数字，这理当成为最为基本的公共信息，公众应随手就能查到。】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6日表示：“关于中央财政三公经费，去年中央的是71亿多，比前年减少了8亿，今年预算按照不多于去年来安排的。中央财政2万多亿支出，地方财政15万亿支出，按这个倍数来估算，全国的三公经费大概是400多亿。有人说是3000亿，那是胡说。”

“全国三公经费3000亿”是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此次楼继伟部长并不是专门回应“3000亿”，而是回应记者提问“三公经费节省出的钱都去哪儿了”时，顺带提到了一下。

400多亿并不是很准确的数字，因为楼继伟部长也表示，“中央是代编地方预算，地方自己编预算，中央来作汇总”，他拿中央来举例，说去年比前年少的8个亿收回总预算平衡，“这是一个财政上的常识。”“全国三公经费400多亿”的说法，只是他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附带估算的，还特意加了一句“我只给你估算啊，不知道全国到底是多少”。

楼继伟用“收回总预算平衡是财政常识”，回答了媒体“节省出的三公经费去哪儿”这个问题，消除了许多人心中存在已久的疑问。而且他在回答过程中，没有完全就事论事，而是主动通过列举数据，回答了问题之外的问题。这种对媒体的积极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但舆论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胡扯”两个字，这中间存在社交媒体的放大因素。但严格来讲，这并不算舆论失焦，也不能全怪媒体断章取义，因为同样按照公开数据推算，可能会得出不同的“三公”数据。

2014年10月7日新华社就报道：2013年6月至2014年9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十月，反映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专项整治工作成果的材料陆续汇总到中央，“成绩单”显示：“三公”经费较活动开展前压缩530.2亿元，下降27.5％。

压缩530.2亿元，下降27.5％，简单一除，可知压缩之前的总额是1928亿元；压缩之后是1397.8亿元。2013年6月至2014年9月，这是15个月，按比例折算，一年12个月的三公经费总额至少也在1000亿元以上。

上述推算可能是不严谨的，未必准确，但同样，按比例折算出“400多亿”也是比较粗糙的。那么全国三公消费精确的统计数字到底该是怎样呢？

近年来，随着“反四风”等活动的开展，中央和地方的三公经费逐年都在压缩。这显然是可喜的现象。但压缩了几年三公经费，具体效果如何，目前又是怎样的水平，仍缺乏专门的数据支撑。既然全国和各地三公经费都已要求公开,建议权威部门统计一个总数并公布,用数据打消各种猜测。

“三公”公开不仅要各部门各地区零散进行发布，也应让公众对“三公”整体情况有所了解。所以从乡、县、市、省到全国三公经费数字，这理当成为最为基本的公共信息，公众应随手就能查到。用数据击倒“胡扯”，才是最有说服力的。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既可以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又有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公平正义。

大众创业是富民之本。这不仅是一种社会行为，也是一种经济调控，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力源泉。

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给青年人在选择人生线条中多谋一种思维、多担一份责任，多一份人生磨练。“创业”在本质上就是创新精神，激发创造热情。实现小康社会，不但要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还要保证经济增长的实惠让百姓分享。要达到这一目标，不仅要合理的制度建设和政策引导，还要激发全民的内心创富动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需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一年来，政府以“简政放权”为核心，出台了许多扶持政策，让各类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热潮成为了经济的新亮点。

比如，从去年3月1日开始，以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先照后证”、年报公示、“三证合一”等为核心内容的工商登记制度改革陆续在各地“落地生根”。

民间投资创业热情爆发，新注册市场主体井喷式增加。数据显示，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达到1293万户，平均每天新注册企业由改革前的6900户上升到现在的1.06万户。在推动创业创新方面成果明显，新增企业78％是第三产业，信息技术等创新产业增速达70.32％，这有利地推动了我国科技创新的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增长14.26％，解决了2.5亿人的就业问题。

对政府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对创业者而言“法无禁止皆可为”。在“全面依法治国”的理念下，一份政府的“权力责任清单”、一份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调动千千万万人的积极性，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权力的边界在哪里？“权力清单”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去年，国务院首次公开60个部门的权力清单。之后，多个省份纷纷在网上晒出了全省的权力清单。

通过设定“负面清单”解脱创业者的束缚。只要你有想象力、有创新力，就可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样一来，人们创新的活力自然就会迸发出来，创新的氛围也会越来越浓。通过确立“权力清单”限制政府的乱作为。把政府的责任贯穿市场运行全过程，比如维护诚信经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

在一些部门和地方，政策仍存在落实不到位的情况。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即便国务院“议”了事，“决”了策，但没有“行”自然也就没有“效”。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下，大力治理基层官员不作为，才能去除政令不出中南海之弊。

去年六月初，国务院就已派出督察组，在各地区、各部门自查基础上，对16个省（区、市）、27个部门和单位进行了督查，并在自查和实地督查基础上引入第三方评估。以此打通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出台政策措施贯彻落实的“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力破“中梗阻”，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

同时，国务院严格落实党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纠正“四风”。政府性楼堂馆所、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编制、“三公”经费得到有效控制。这些措施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曾说，国家层面的繁荣源自民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时代主题下，把全社会每一个细胞都激活，使整个经济肌体充满生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开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之门的“金钥匙”。（中国经济网评论员子房先生）

今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开启的对内对外“双引擎”，其所释放出的新动力、新能量，将有助于优化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有助于中国经济适应新常态的平稳换挡。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3月5日在京开幕，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大会报告政府工作。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全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定在“7%左右”。

“7%左右”，这个政府工作报告的年度经济增长预期，备受海内外高度关注。当前，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三期”叠加阶段性特征，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且不确定。尤其是眼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还在加大，今年面临的困难可能比去年还要大。在中国经济进入了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速度换挡期，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常态，并且今年还是“十二五”收官之年，我们还担负完成“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可以说，把2015年经济增长底线定在什么区间，无疑是今年全国两会最令人瞩目的数字。

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还以一个段落着重对为何把今年经济增速定位在“7%左右”，加以分析和进一步解释。一是考虑了需要和可能，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衔接，与经济总量扩大和结构升级的要求相适应。二是有利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

2014年，在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之下，中国经济同比增长7.4%，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3.6万亿元。虽然这个增速比前年有所回落，但总体上还是稳定运行于合理区间，而且，这个GDP增速，仍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去年GDP增速7.4%，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主动放缓经济增长，预期调低至7%左右，笔者以为，这是引领中国经济适应新常态的而采取的方式，预期目标在7%左右定线，意在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有助于托底民生需求，同时也给社会预期和企业投资一个稳定感受。另一方面，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合理确定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保持区间调控弹性”，强调要用好中国经济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努力做到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笔者以为，李克强总理今年报告，通篇有条清晰脉络，那就是调速不减势、着眼“双中高”。

那么如何做到调速不减势、实现“双中高”？面对经济放缓与下行压力加大，李克强总理在部署今年政府工作时，提出要把握好“三点”，即一，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二，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三，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笔者认为，这三个重要方面，可以构成政府报告中李克强“经济新政策”的大致路径与方向。为做好中国经济“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李克强在“政府报告”中，开启了对内对外两大动力引擎。

首先，对内引擎是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李克强在报告中认为，“这既可以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又有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公平正义”。他饱含激情地说，“千千万万个市场细胞活跃起来，必将汇聚成发展的巨大动能，一定能够顶住经济下行压力，让中国经济始终充满勃勃生机”。

李克强要求政府要勇于自我革命，给市场和社会留足空间，为公平竞争搭好舞台。而对个人和企业，李克强激励要勇于创业创新，并提出全社会要厚植创业创新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李克强在今年政府报告中，对于打造“双引擎”，促进“大众创业”、“草根创业”，以及“万众创新”、“人人创新”，助推中国经济迈向“双中高”方面，都用了整段落、大篇幅、重笔墨地进行工作布置部署。比如以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落实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创新效率等方面，总理就用了三大段落来报告，可谓罕见！可见用心！！！

其次，今年总理报告的开放性特点突显。李克强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积极筹谋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国际竞争的主动。报告提出要推动外贸转型升级、更加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同时，李克强还把“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 重大战略作为对外发展的动力引擎。

报告中，提出要鼓励企业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推动铁路、电力、通信、工程机械以及汽车、飞机、电子等中国装备“走出去”，促进冶金、建材等产业对外投资。报告还就实行“备案制”对外投资管理方式、出口信保、拓宽外储运用、健全金融、信息、法律、领事保护服务，以及提高海外权益保障能力等方面，来保障中国企业走得出、走得稳，在国际竞争中强筋健骨、发展壮大。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战略构想，具有国际视野的“一带一路”战略，毫无疑问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一大“重头戏”。 “一带一路”主要是解决好互联互通问题，总理在报告中提出要加快互联互通、大通关和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其中，有些具体政策举措备受关注：比如构建中巴、孟中印缅等经济走廊；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来，加强新亚欧大陆桥、陆海口岸支点建设。

总之，今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开启的对内对外“双引擎”，其所释放出的新动力、新能量，将有助于优化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有助于中国经济适应新常态的平稳换挡。可谓经济增速放缓不足惧，“7%左右”增速成色足！

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22_123722.html

李克强总理在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的年度预期目标。有人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虑：新世纪以来，我国GDP增速长期保持在5%以上，2012年起下调到7.5%左右，今年要降至7%，这是否反映政府对经济形势的预判不太乐观呢？

对此要做具体分析。首先，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经济总量大了，增长的绝对值会越来越大，但增长比例会相应下降，这是客观规律。其次，总理也在报告中坦言：“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还在加大，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凸显，今年面临的困难可能比去年还要大。”但我们对发展速度的这种调整，并不是被动的。它不仅是适应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需要进行深度调整的大形势要求，更是从落实习近平同志“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从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出发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增长，使我国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也必须看到，发展不平衡、结构不合理所积累的矛盾也已越来越突出。包括粗放式增长导致的能源、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还有区域差距和社会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影响稳定的因素大量存在，这些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已经成为发展的“拦路虎”。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所说，我国“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口，不深化改革和调整经济结构，就难以实现平稳健康发展。”适当地放慢一些增长速度，为优化发展环境腾出时间和空间，是既立足当下更立足长远的明智选择。有的同志讲得好，尽管从数据看，7%左右是一个降速的转折点，但更是一个着眼于未来长期稳定增长的转折点。

而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说到底，衡量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合理，不在于增长数字是否不断攀高，而在于人民群众是否认可，感到生活是否改善，是否能从增长中得到实惠。去年我国的GDP增速为7.4%，从数字上看已低于往年，当时就有人预言中国老百姓会出于“对未来预期不好”而“捂紧钱包”、压缩消费，实际上呢？2014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了3个百分点，达到51.2%，1亿多人出境旅游，今年春节更是一片热烈、祥和气氛，从近邻的韩国、日本到世界各个角落，都对潮涌而来的中国游客带来的羊年“红包”感到惊喜。

而在这一片繁荣欢乐气氛的背后，是由于新一届党中央下大力气抓经济结构调整，抓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抓改善民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明显超过经济增长，农民收入增长又明显快于城镇居民，而1300多万人的城镇新增就业，特别是人数破记录的大学生就业，更使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信心。而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也与一些地方政府靠卖地举债上项目创GDP的做法得到纠正分不开。我们只有挤掉这些经济增长中的水分和泡沫，才能实现真正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因此，在今年的经济工作中，我们也要“踩着不变的步伐”，使之成为新常态。

当然，尽管中国有潜力长期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但也要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种变数很大。要实现既定目标，还要在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平衡的基础上，进一步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包括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以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还有就是要报告提出的确保充分就业和居民收入不断增长进一步落到实处，努力不让一个人掉队。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凝聚13亿人的力量和智慧，去完成新的伟大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