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访谈

反对家庭暴力重在“防治”

——访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会长夏吟兰

记者：家庭暴力该如何定义？

夏吟兰：家庭暴力应该包含身体暴力、精神暴力和性暴力三方面内容，特别是在今天，各种调查数据显示，精神暴力更为普遍。

只认定已经实施的暴力行为为家庭暴力，不准确。以限制受害者人身自由的，实施或者威胁实施性暴力及其他违背受害者意愿的性行为的，以恐吓、侮辱、诽谤、宣言隐私等方式造成受害人精神损害的，损毁财产以及其他经济控制行为的，非法强迫受害人堕毙胎儿的，遗弃受害人的，其他损害受害者身体、精神、性或者财产的行为，都应属于家庭暴力。

随着社会关系的复杂化，除了婚姻关系的，未婚同居者、恋爱，或曾经有婚姻关系的人应该都列入反家庭暴力保护范围，儿女、老人都应该列入反家庭暴力范畴。

记者：如何界定政府在反对家庭暴力过程中的责任？

夏吟兰：在现行法律法规中，对政府责任的规定不充分。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反对家庭暴力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不仅是一个家庭的问题，更是社会的问题，政府理应担当起责任。

然而，目前涉及反对家暴的条例、意见、指南，有一个共通的弊端：不是法律，没有强制力。为此，现实中，反对家庭暴力执法遭遇执行难。公安部门负责什么，医疗卫生部门负责什么……由于职责界定不清，执行者常常不知何从下手，无奈于“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

记者：地方法规有哪些好的规定、经验值得借鉴，又有哪些问题需要亟待解决？

夏吟兰：地方法规先行，在反对家庭暴力的概念、政府责任界定以及具体操作上均有所突破。做法值得借鉴。

当家庭暴力发生时，将施暴者和受暴者隔离是非常重要而有效的做法。如何隔离，目前，在重庆、陕西、福建等多地的法院正在试行新办法——发出“民事保护令”。

这是对现行法律的一个有效利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当发生家庭暴力时，执法部门可以做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保护受暴者的人身安全，但该规定少有实行。

如今，地方法院，将这一规定运用于实际问题解决之中，推陈出新。

但是，地方法规，由于难以突破上位法，各地规定和执行显现出差异性，所以，出台实施国家层面的法律规定势在必行，将对地方法规起到规范、统一指导的作用。

记者：在目前的各种关于反对家庭暴力立法的专家意见中，对化解执行难有何见解？

夏吟兰：早期干预、预防为主的原则，是大家普遍认同的观点。反对家庭暴力，后期教育惩罚不如提前“防治”，全社会联动才是根本之道。

我们建议设立一个专门的反家庭暴力委员会，统筹协调监督各项工作的施行。明确各有关部门的职责权限，让他们有法可依，针对家庭暴力隐蔽而不易取证的特性，将举证责任倒置，让受暴者只需证明何时何地遭受家庭暴力即可，其他举证要求归于施暴者，由施暴者举证说明自己没有施暴。

此外，配合反家庭暴力法的实施，我们还建议设立相应的配套体系，如投诉站、法律咨询中心、庇护中心等。鉴于人们对庇护中心认知度较低的现状，可以通过由公安、妇联、医院等受暴者先期接触的部门转介到庇护中心，让他们能够得到法律、心理等多方面的援助与疏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