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时的资本充足率达到了13.7%。这种方式帮我们剥离的不良资产达到51亿多。”前述负责人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而股本金和购买不良资产的行为虽然有关联，却是严格按照法律分开进行的，有两个法律文本，分开操作，从而避免产生法律瑕疵。

对于时代周报记者质疑国有企业并没有为不良资产率作出贡献。该负责人回答称，国有企业在2007年以一元钱股本金入股，2009年改制时没有增资扩股。但国有企业也是为不良资产作出贡献的，因为2007-2009年间的部分股东分红用来剥离不良资产。顺德和东莞也复制了“广州农商行模式”，但它们的不良资产率十分少，尤其是东莞。

农信社体制桎梏待解

一直致力于农村金融的高先生为时代周报记者谈起这样一件事：他使用广州农商行的网上银行系统给江苏的新沂农商行汇款，由于汇款银行名称要具体到某个村镇，高先生一时疏忽操作错误，后汇款被退回，但令高先生不解的是，汇款过程中的手续费却一分不退。

广州农商行综合部黄女士给时代周报记者做出的解释是，本笔汇款已经完成，已经享用了汇款这种服务，所以汇款的手续费是不退的。但是黄女士也承认广州农商行的网络不可能做到如农行一般精准。

在广州从事旅游行业的罗小刚也对时代周报记者称，持有湖北农信社卡的朋友如果转账给他广州农商行的卡，默认功能只允许汇款不允许转账，“转账跟汇款的手续费差很多。”

邹平座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是由于全国的农信社、农商行使用不同的软件系统导致系统冲突所造成的。“每一个城市农商行都是独立的法人，各自为政。”

“农信社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数据结算中心，但由于工作量过于庞大，需把村镇的数据汇总到县，把县市的数据汇总到省，再由各省汇总到北京。”李先生对时代周报记者透露，目前结算中心的真正职能还没有体现出来，等到真正发挥作用会比四大行更具优势，因为北京的结算中心只负责数据结算管理，而经营业务由各地农商行自己负责。

而在业内人士看来，消化历史包袱和优化股权结构，已成为农信社改革和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在消化历史包袱上，方式很多，比如依靠农信社自身努力、争取地方政府支持、利用社会资本增资扩股、争取农商行帮扶等。

“方法是有很多，但各有利弊。”广东省农信社有关人士表示，农信社可依靠自身努力消化不良，即用农信社利润来消化历年挂亏、提高拨备率和资本充足率，用清收不良贷款来降低不良贷款率，但问题是困难农信社由于历史包袱重，仍在亏损或虽盈利但利润非常有限，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消化历史包袱需要漫长时间。

因此，必须在自身努力的基础上寻求外部支持。而在寻求外部支持上，政府支持和增资扩股似乎成为农信社改制的“必经之路”。上述广东省农信社人士表示，在争取地方政府支持上，可促请地方政府补贴分红资金、协助清收和处理不良贷款、捐赠优质资产。

佛山市南海信用社是个典型例子。该区政府为了支持其改制成功，决定安排巨资降低其不良贷款，除了溢价购买其2亿股股份之外，还投入4亿元收购其不良资产。

但问题依然存在，困难农信社多处在广东东部和西部地区，当地政府财政本身就不富裕，要加大支持力度常常力不从心。因而，增资扩股成为很多农信社改制的最优选择。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农村金融专家王曙光表示，农商行上市是个潮流，上市可以充实农商行的资本金，提高其资金实力和竞争力，另外，上市会促使农商行真正完善公司内部治理和运行机制，成为真正的法人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