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成为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和重点。政府转型不突破，不仅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难以破题，而且政府自身建设也难以取得重要进展。走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迫切需要推进以改变经济结构走向消费主导为重点、以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二次转型与改革。

■迟福林

未来几年，我国的经济转型将面临着更为复杂、严峻的挑战：（1）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大。国际市场继续动荡与萎缩，将是一个中长期趋势。（2）我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与欧美国家不同，我国并不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长动力，但经济增长的内外部约束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3）经济转型的不确定性因素也有所增大，“十二五”的经济转型将面临深刻的结构性矛盾。

在这个特定背景下，要不要把消费主导作为经济转型的战略重点，各方有不同的议论。我认为，走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既决定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又关乎下一步经济转型与改革的基本选择。

为什么要提出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

总的看法是：实现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败所在，也是改革攻坚的重点所在；既影响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又决定着中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1．我国正处在走向消费主导的历史拐点。总的看，由于欧美市场萎缩，国内需求结构变化，需要改变投资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状况难以为继。这突出地表现在：一是2010年投资率 （48．6％）已经超过消费率（47．4％），在未来5年左右无论是工业品还是基础设施均面临着过剩压力。二是投资边际产出持续下降。例如：我国的投资产出率从1997年的3．17元下降到2009年的1．52元，带来了效益下滑的隐忧。三是高投资依赖于大量的信贷与货币投放，增大了金融体系系统性危机的风险因素。

消费潜力释放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起点。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一是城市化正处于加快推进过程中。城市是重要的消费载体。未来10年，10％—15％的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将释放巨大的消费规模。二是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10年，服务业占比提高15—20个百分点，意味着消费市场规模的扩大。三是2020年基本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明显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根据世界26个主要国家的历史数据，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将增加0．2个百分点 。四是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将释放巨大的农村消费潜力。以2009年数据估算，如果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占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的60％，达到全国平均消费水平，按6．7亿农村人口测算，新增年消费规模将超过3．6万亿元。

2．把短期以投资为主的保增长与中长期以消费为主的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挑战，将使保增长成为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之一。这就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资规模。问题在于，未来几年的保增长应当与2008年反危机的投资导向有所不同，要在短期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为中长期的消费主导奠定基础、创造条件。

调整投资结构。以政府投资为例，2008年政府投资的相当比例是集中在基础设施等生产性投资。在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社会领域的公共性投资虽有加大，但尚不到位。未来1—2年的投资，应当按照需求结构变化的趋势，加大以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等为重点的公共性投资。

调整投资来源。一方面，政府投资要调整存量，重点是调整国有资本配置，以公益性为重要目标加大对社会领域的投入；另一方面，要扩大民间资本投入，尤其是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到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领域。由此，逐步解决长期以来以政府投资为主积累的矛盾与问题。

调整投资速度。2010年的投资率已经超过消费率。尤其是在欧美市场中长期萎缩的趋势下，进一步扩大投资将有可能增大产生生产过剩危机的风险。就是说，既不能使投资大幅下降，又不能继续维持当前接近50％的高投资率，需要适当调低投资增速。

3．“十二五”有可能初步实现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这里讲的“初步”，即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使最终消费从48％提高到55％左右，使居民消费率从35％提高到45％左右。我认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可能性是有的，关键在于两条：一是相关政策调整和改革要到位，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二是迫切需要把提高消费率作为“十二五”政府的重要约束性目标。

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和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都明确提出，“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个符合我国发展趋势的战略性判断。

为什么提出民富优先的发展导向？

走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主要在于提升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使国内消费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正是着眼于经济转型的现实需求，才提出民富优先的发展导向。这里的“民富优先”，主体是城乡中低收入的居民，重点是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目标是以民富带来国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