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步入一个艰难的转型期，既要降低经济增速，又要改变增长模式。这是我从今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China Development Forum)得出的结论。此外，这可能既是一种经济转型，又是一种政治转型，这两种转型还将以复杂的方式互相作用。中国过去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不一定确保未来会同样成功。

读者不必相信我的话。但他们可以相信即将卸任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3月14日的讲话：“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这些政治问题当然非常重要，但经济转型本身已经足够艰难了。中国正在结束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粗放型增长”——指依靠增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实现经济增长。中国现在必须转向“集约型增长”模式，依靠技能和科技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从过去30年平均每年近10%的水平大幅下滑。中国粗放型增长的本质加大了这一转型的难度，尤其是超高的投资率以及严重依赖于投资作为需求来源（见图表）。

用已故诺贝尔奖得主、西印度群岛人阿瑟？刘易斯爵士(Sir Arthur Lewis)的发展模型来看，中国将不再是一个劳动力过剩国家。刘易斯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维持生计所需的收入，为现代部门的薪资设置了一个较低的上限。这让现代部门得以实现极高的盈利能力。如果将这些高利润用于再投资，就像中国那样，现代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的增长率将会非常高。但在某一个时间，农业劳动力将变得更加稀缺，从而提高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价格。随着经济的成熟，利润将遭到挤压，储蓄和投资将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