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对国民收入分配进行适度调整

宋国青说，舆论对于经济刺激政策反应不一，“4万亿”刺激政策刚出台的时候，2009年前后舆论基本上是持支持的态度，称赞的态度，现在感觉上几乎是一边倒的批评。

这样的舆论可能对今年以来的宏观政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尽管很多企业感受到了严重的困难，盼望政策宽松，但消费者更担心政策宽松引起通胀回头。消费者对于通胀的厌恶，对于G D P的冷漠，对于高投资的担忧，与企业界的态度差别巨大。回顾过去，同样的情况在1988年前后和1994年前后的高通[微博]胀时期也出现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同比增长率和G D P的同比增长率在2008年以来显著反向变化。由于G D P和居民收入调查的口径差别，这两个指标本身不是严格对应的。例如，居民收入包括股票交易损益，而G D P则不包括此类财产价格变化的结果。2007上半年居民收入增长率很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股市大涨。

宋国青表示，过去几年经济高增长，给居民没有带来多大的实惠，但是财政收入增长了很多，企业利润增长了很多。企业利润大都增长到国企那儿去了，但是国企利润也不分配，于是国企员工的工资相对来说就变得偏高了一些。

垄断行业的工资偏高，一些管理岗位的工资偏高，G D P高增长带来的可支配收入增量，很大一部分到了这些地方，真正留在工薪收入阶层的，留在普通行业的、竞争性行业的就相对少得多。

现在的收入分配格局下，劳动者的工资收入要增长，而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收入却在下降，去年7-8月份出现了大量企业家跑路的现象。所以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就需要对收入分配进行适度的调整，比如说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带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利润进行适当的分配，财政支出向民生方面倾斜等等，通过这些手段增加居民收入。

宋国青说，调整收入分配已经提了很多年，但这种主动的调整迟迟没有进行，经济发展到当前的阶段需要调整，现在就是一个被动的调整过程。现在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不好，企业收入下降，但是工资又不能少，还要照发，结果利润下跌。这个问题非常不好解决。在私人企业里，用工成本持续上升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企业经营难以为继，企业主跑路。如果这一过程持续蔓延，也有可能波及到国有企业。

宋国青说，其实国有企业现在还有一些资金储备，国家可以主动地进行一些收入分配方面的调整，适当启动经济。当前我国出现的G D P增速和人均收入的矛盾，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如果这个现象得不到有效解决，时间长了就不是一跌一涨，而是两个一起下跌。所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