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劳动者“劳动致富”的信心

让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得到公平合理的回报

革除不合理因素带来的收入鸿沟，首先要加大税收调节力度，用财税杠杆有效调节财富的二次分配。

郭清在北京一家旅游企业做市场开发。12年前，他从湖北老家只身来到北京，经过多年打拼，已经在城市站住了脚。他认为，目前的个税政策，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工薪阶层，而企业的管理层靠绩效考核等拿高薪，很容易逃避个税政策。

郭清举例说，像他这样的公司员工，每个月五六千元的工资，个税一两百元，公司部门主管每月七八千元的工资，个税也只有几百元。可由于这几年旅游热，市场火，公司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每年年底都有几万甚至十几万的年终奖金，而这都由公司垫付个税，完全是税后收入。像他这样的基层员工，年终奖则十分微薄。收入差距一下子拉大了。

“缩小收入差距，财税政策有很大空间。”郭清认为，当前，应加强企业财务管理，堵住企业为个人垫付个税和混淆个人消费、职务消费的现象，真正发挥个税在“限高、扩中、提低”收入分配结构中的调节作用。

其次，应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保证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得到公平合理的回报和补偿。特别是由于“用工双轨制”，同工不同酬，“干同样的工作，拿不一样的工资”，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劳务派遣人员总数已达3000万人，主要由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大中专毕业生构成，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95%以上派遣员工派遣期限超过1年，有的企业使用派遣工的平均工龄超过5年，个别企业甚至超过10年。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劳务派遣岗位都是长期性岗位，已背离了法律规定的“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范围。改革用工双轨制，促进用工制度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真正实行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统一管理，已经不容迟疑。

第三，抑制垄断行业薪酬增长高等不合理现象，规范高管人员薪酬，缓解收入分配矛盾。

由于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强势拥有国有资源，其资源控制能力、市场份额以及市场话语权（主要是商品定价能力）远高于一般企业，在财富分配格局中明显占优势地位。不仅普通劳动者与垄断国企员工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国企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甚至更高。

对此，一些专家建议，可通过采取提高资源税率、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等方式，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的利润进行合理再分配。

当然，缩小收入差距，不等于每个人收入的均等化。收入有差距，是按劳分配原则的直接体现。对于部分劳动者取得的合法高收入，应予以鼓励和支持。归根到底，面对财富，每个人都要摈弃“不劳而获”的思想，谨记“勤劳致富”的古训，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努力学知识、长本领。“多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这是增收致富的根本。

观 点

专家热议：

让财富分配更公平更合理

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院长贺铿：应该限制高收入，提高低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对央企高管的工资，应该设上限。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税收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凸显。要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实施大规模的国家减税计划。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收入分配改革不是要重新实行“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而是必须坚持鼓励合法致富的原则，这种鼓励的核心在于符合社会公平与分配正义条件下的合法致富。要让劳动者从一般意义上的“劳有所得”转向“劳有所值”，持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中国社科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必须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全面考虑、统筹协调，平衡好不同群体成员内部与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政府要通过各种手段缩小收入差距，加大保障力度，尤其对于农民，实现其社会保障水平与城市的接近，降低基尼系数。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最大的不公平，是一些个人或群体获得了不应该得到的收入和财富，这主要与国有资产及其收益的分配相关。所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是要解决由不合理的制度性安排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和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收入差距过大和收入分配不公是现在收入分配体制的两大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不公，更为迫切地需要解决。亟须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收入、寻租收入和垄断性收入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今天贫富差距看上去的根源是收入差距的增加，但是实际上其深层次源头来自于机会不平等。我们的机会不平等很大的问题是孩子们一开始受教育的时候机会不平等，造成了将来择业的时候机会不平等，择业的机会不平等又造成了收入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