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三位对生育二胎迥然相异的态度正反映了二胎生育指标供需错位的现实——符合生育二胎条件的不愿意生或生不起，愿意生的却不符合生育政策。

本报记者曾在实行二胎试点的山西翼城采访。根据试点政策，所有农村户口的居民，可以合法生育二胎。但是却有为数不少的农民自愿放弃生育二胎的机会，其中包括一些独女户。

同样，根据在江苏省实施的一项五年跟踪调查，符合二胎生育政策的农村人群中，只有约三分之一生育了二胎，三分之一人群明确表示放弃生育二胎，另有三分之一处于观望状态。

在城市，这种情况更加明显。一些“八零后”双独夫妻，如果不是父母施加压力，连一个都不想生，更不用说二胎了。《北京市城乡独生子女生育意愿比较研究》表明，明确表示愿意生二胎的，城市双独家庭仅为26.13%，农村双独家庭仅为36.33%。

像程女士这样的“七零后”，一方面有较强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有较好的经济条件，但因为不符合生育二胎的条件，只能苦苦等待政策的变化。

“这个太不公平了！凭什么就因为我爸妈多生了一个，我现在就不能生二胎？”程女士问。

如何解决二胎生育指标的供需错位？全国人大代表李兴浩去年两会期间曾提出议案，建议建立一个转赠平台，让合法拥有二胎生育权的公民，在自愿的原则下，可以将第二胎生育权指标转让给有需求的公民，从而解决这种现实存在的矛盾。建议一出，立刻引发洪水般的批评。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中国应该研究适当调整人口政策，将二胎生育交由家庭决定，但是生育政策的调整，与人口红利关系不大。由于抚养成本较高、低生育思维惯性等原因，并不会带来人口大幅度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