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0日下午三时，“井底人”王秀青与北京城市学院签订了劳动合同，10日起，他正式成为该校后勤部门一名员工，除了每月3600元的稳定薪水和社保外，他还搬进了学校为他安排的宿舍。（新华网）

短短几天时间，“井底人”王秀青走出地下阴冷的深井，拥有了自己的工作，拥有了固定的每月3600元月工资收入，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床。同时，他的三个儿女也因此受益，陆续获得了各种捐助。笔者相信，社会的爱心阳光将一直洒在他们一家人的身上，让他们过得更有尊严。

王秀青是幸运的。可是，在严寒逐渐逼近的当下，笔者仍然有些惴惴不安：中国之大，我们有多少个“王秀青”在等待阳光？已被媒体曝光的王秀青开始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而那些还没有被社会发现，仍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面临各种困难，需要社会救助、帮助、援助的弱势人群，他们在哪里？他们有多少？难道他们都需要媒体曝光，才会被发现吗？

近年来，我国扶贫工作力度逐渐加大，取得的显著成效是不可否认的。然而，生活在各个地区、各个角落、因各种原因致贫的人口仍不在少数。无钱就医、没有工作、失去生活来源的困难人群时常见诸媒体，失学、缺衣少鞋、忍饥挨饿的孩子们就是他们存在的明证。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贫困，他们急需外界帮助以解决生存问题，这却是不争的事实。可是，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政府的及时救助、社会的温暖关爱，还真不好说。

每当过年、过节，一些领导及相关部门纷纷走访慰问困难群众，给他们送钱送物，确实给困难群众解决了一点燃眉之急。然而，如何让他们永久性地脱贫致富，却始终是个难解的问题。输血与造血的矛盾，似乎很难找到真正科学合理的答案。

其实，不管在哪个地方，需要帮助的困难人口，并非是模糊的数字和不为人知的情况，关键要看地方政府是否真正地想去解决。基层组织对散落在各地的需要救助的人口并非心中无数，他们需要哪些帮助，需要如何被帮助，相关部门更是心知肚明。如果政府部门想要解决问题，即使再复杂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但是，如果他们不想解决问题，那即使是再简单的问题，也会永远摆在那里，无人问津。

社会的关爱，让王秀青一夜之间梦想成真，在祖国首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床铺，有了固定的工资，有了自己和家人的“立足之地”。“井底人”王秀青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其经历也暴露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如果没有媒体的曝光，如果没有人去发现，说不定王秀青仍然睡在阴冷的井底。

因此，发现问题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但如果一直依赖媒体的镜头去发现问题，那么，我们的各级基层组织、有关部门，是否应该思考政府的职能是否发挥到位；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是否该反思自己的宗旨意识，是否得到真正的落实呢？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着，我们的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能否把眼光向下，瞪大眼睛仔细看看自己的身边还有没有需要帮助的人，我想这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每个地区、每个单位、每个街道、每个社区、每个村庄的困难人员都能够被及时发现、及时予以帮扶、问题及时得到解决，那么，这何尝不是践行群众路线的踏实之举呢？

身处井下，却托起了一个家庭和孩子的明天，如此富有现实感的“爸爸去哪里”，怎能不让人动容？相比这位父亲的责任，有关部门乃至社会的责任体现在哪里？

最近，北京丽都广场附近的“井底人”引起关注。最新消息是，他们栖身的热力井已被水泥封上。“把能住人的都封上”，一名封井工人的话，让人听了不是滋味。

井被封了，“井底人”的生存困境并没有缓解，“井底人”的冷暖令人牵挂。一个井底人说，“相比外面的冷，井下太幸福了”，这种体验，道出了生活的真实与艰辛。他们也不太愿意接受救助站的帮助，封井只会把他们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并且不断增加安身成本。

或许有人会问，这么困难，为什么不愿接受救助？这里的辛酸恐怕只有当事人清楚。在井下蜗居10年的王秀清，对此的回答是，要救助就连我们一家五口都救助了，救助我一个，一家人没吃喝。拖着伤腿、干不了重活，家里又有孩子上学，对这位靠擦车为生的打工者来说，救助站的一顿好饭、一张免费车票，不可能解决这些生存难题。有家难回，有救助而难以纾困，这不仅是个人的窘境，也是社会救助无法回避的难题。

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钻到井下，寻求一方立足之地，其悲惨情形固不多见，但何尝不也是养老难、就业难、进城务工者权利保障难等社会问题的一种折射。有项调查显示，超过九成被调查者表示，身边存在“老年漂”现象，其中超过六成的人表示“老年漂”常见。从这个角度说，关注“井底人”和类似群体的生存与命运，也是在挖掘那些隐藏的问题，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进而增进城市的包容与和谐。

在记者与王秀清的对话中，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尊严”的两点理解：住在井下无所谓尊严；光要面子孩子就会吃上不饭、上不起学。这可以说是许多城市边缘群体的普遍心声，尊严从来都不是飘在空中的词语，有工作、有收入、有居所，就有了起码的尊严。如果连这份尊严都难以得到，却依然在井下苦苦坚守10年而不后悔不放弃，这其实是一种质朴而高贵的责任。

身处井下，却托起了一个家庭和孩子的明天，如此富有现实感的“爸爸去哪里”，怎能不让人动容？相比这位父亲的责任，有关部门乃至社会的责任体现在哪里？谁来为“井底人”的尊严兜底？这些问题不会马上有答案，但可以马上有行动，让公平正义、社会关爱的阳光一点点照亮井下的世界。

本报特约评论员 陆文江

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人文温度，体现在对弱势群体的态度上。只有让阳光也照亮了“井居者”、“蜗居者”们的生活，我们才能同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白天打工拾荒，晚上井下过夜。最近，生活在北京市朝阳区丽都花园附近的一些“井居者”引发了不少关注。在城市热力井下不过一两平方米的空间内，竟然有人长期居住。这些被遗忘的角落，让人震惊之余，多了几分思考。

“井居者”虽然数量很少，但反映的社会问题不可忽视。尽管有栖身之所，但他们和乞讨者、拾荒者、流浪儿童的境遇颇有相似，被称之为徘徊在都市边缘的“零余人”。而对这类弱势者的救助，越来越面临现实困境。

根据现行救助管理办法，自愿受助成为基本原则，救助对象主要锁定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前不久，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会进一步放宽救助范围，将目前救助低保、五保家庭延伸至低收入家庭，并建立临时救助制度，帮助打工不着、寻亲不遇、被偷被抢等各类困难人员。救助之网在拓展，但那些多少有点收入的“井居者”，严格说来还是难以列入救助范围。即便能提供救助，也是临时性的，并不能解决长远的生计问题和家庭困难。

在井下苦熬了10多年的擦车工王秀青坦言，自己不去救助站的原因是：要救助，就得连我们一家五口都救助。否则，只救助我一个，一家人的吃喝和未来还是没辙。这话透着点情绪，但何尝不是一种无奈的实情？吃几顿饱饭，拿一张返乡车票，回家的路好走，但生活的路难行。回去后，生存的考验、经济的压力，还会一如既往地摆在眼前。

“井居者”的生存困境，是对城市管理者的考题：如何保障社会无力者、弱势者基本的生存、生活条件？能否改善“蚁族”、“蜗居”乃至“井居”人群的基本生活保障？怎样让拥挤的蜗居、逼仄的井下、寒风凛冽的街头，多一点人性的温度？

在各方帮助下，广受关注的“井居者”王秀青终于找到了月薪3000—4000元且包食宿的工作。这样的结局，自然是各方乐见的。新闻可以告一段落，但对类似群体和社会现象的关注不能停止。不仅要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更要完善养老保险、基本医疗、社会救助等制度，编织起可靠的基本民生保障安全网，为困难群体构筑不破的网底，为“零余人”逐步变成“融入者”创造实现梦想的平台。

有人说，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人文温度，体现在对弱势群体的态度上。只有让阳光照亮“井居者”、“蜗居者”们的生活，我们才能同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这一周，北京“井下人”的报道触动人心。有惊愕，有同情，也有思考。毫无疑问，以井栖身者少之又少，北京最多时也只有30多人，但不能因此认为这个群体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北京怀柔县的王秀青，在井下住了十个寒暑，来自河南商丘的全友芝，以井为家20年。选择蜗居井下，对他们而言，不关乎生活癖好，也不关乎脸面尊严，只为将谋生的成本降至最低。以最低房租计，每月300元；十年的井下之居，等于为王秀青节省36000元。而这笔钱，需要他凌晨为人洗车5千余台次（每台次7元）才能赚到。

让人感叹的是，对长达10年的井下生活，王秀青从来没有怨言，反而自责自己没本事，并且还惦记着怎样尽快交清6万元计生罚款，让超生的孩子取得学籍。或许他不是一位有本事的父亲，但责任、亲情、努力这些品质一样也不缺；在井下生活的映衬下，他“让三个孩子读完大学，都能过上好日子”的梦想，显出常人的平凡与高贵。也因为有梦，当一个“井下人”就有坚持的毅力与动力，任志强所谓“不用户口，用高房价门槛就可以驱赶一些人离开城市”就变成笑话。

在“井下人”的报道中，我们无法抗拒人性温暖的感动。都知道借钱很难，人越穷越难借。可为了帮王秀青交罚款，同样谋生不易的人却愿意借钱给他，扫地的大妈借2万，开出租车的师傅借5千。显然，借钱时他们不会更多考虑还钱的可能，但一定想过：这样一位安之若素的“井下人”，这样一位不忘责任与担当的父亲，应该帮一帮。让人感动的还有他的家人。子女不怪父亲无能没提供好生活，而且刻苦学习拿回一堆奖状；妻子不嫌丈夫贫穷，不弃不离，含辛茹苦操持家务、照顾孩子。这让生活在井下的王秀青，依然保有一个完整的家，拥有家的温暖，只是与幸福相距甚远。

现实中，人与人的生活条件无法攀比，山外青山楼外楼；人与人的生存状态，有时真也不忍相比。井下蜗居，除了蚁穴狗洞，无以更好的联想。确切地说，“井下人”呆的是一种非人环境，过的是一种非人生活。虽然，个体的生存状态，个人需要反躬自省，诸如能力、本事、努力程度等；但是，个人的生活境遇，也是社会的折射，是各种社会因素叠加的结果，这也需要诚实的检讨与中肯的批评。像王秀青这样愿意吃苦耐劳，以担当父亲责任、执着于家庭梦想的人，能否让他远离选择以井为居的无奈？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理由是，“井下人”事关人的尊严，事关社会的脸面，即便是极少数，也会极大地稀释社会与政府应有的善意。在具体操作上，现在也有能力让这个少数群体有个起码的安身之所，不至于流落井下，蝼蚁为伴。就看我们对这个弱势群体是否有真诚的慈悲，愿意带着他们一起前行。

北京“井底人”王秀青的生活,最近持续受到社会关注。继井被封住后,王秀青搬进的废弃岗亭也遭遇拆除。(12月8日《新京报》)

从被媒体关注的那一刻起,王秀青已维持十多年的井下生活开始被改变,先是井被封,继而是暂时寄居的废旧岗亭被拆除。虽然很多爱心人士向王秀清表达了帮助的意愿,但对于这位将三位孩子送进学校的五旬汉子而言,一个能让其继续工作的庇护之地,仍充满不确定性。

媒体的关注是为了改变,确切地说,是希望这样的边缘式存在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继而得到较为体面的救济。但有关部门的反应,自始至终都是基于“怕影响不好”,而没有想过这些“井底人”将在何方渡过寒冬长夜。似乎在有关部门眼中,被社会各界关注的“井底人”,是必须尽快消除的城市“污点”。至于这群人生活该如何继续,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

如果在救助理念上,城市管理者仍将城市形象和秩序优先于城市边缘群体的生活改造,那么,这样一群人注定难以得到妥善的救助。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王秀青得以谋生的擦车差事,也像他那没有阳光的井下生活一样——城管一来,收入也就没了。这何尝不是一种荒诞的隐喻:工作也好,居所也罢,他们注定只能是光鲜亮丽的城市背面不能见光的存在。

该怎样去救助那些漂泊在城市边缘的居无所居者?这或许是一个宏大的社会命题。包括救助的常态化、立体化——从就业到居住等。但是,在治理层面,先去正视那些作为城市暗面的存在,才是一切改变的起点。

不管这些人的身份与地位如何,他们都应该是城市的客观存在,而非挥之即去的伤疤。如果在管理者眼中,他们仅仅是不该存在的“污点”,又怎么会在治理上给予真正人性化的救助与扶持?前段时间,北京宣布在2014年前消除群租,之所以让人觉得这是要驱赶群租人,也是缘于相同原因。

委婉一点说,封井式治理作风,只能治标；而实质上,那些被封住的井,恰恰是城市以人为本治理文化缺失的现实印记。这种思维,从桥下水泥锥,到驱逐流浪者,再到今天的井下之家被封,都得到了现实展示。

更可怕的是,都说围观可以改变现实,可如果围观不再起作用,甚至那些基于同情心和媒体责任感而来的围观与报道,反而起到“反作用”,寒冬里的居无所居者们。又该到哪里去寻找庇护之所?

王秀青11岁的小儿子说,“平常上下学走在路上,看到井盖时,就会想起来,我爸就是在那底下住着的。”这位孩子心声,管理者也该有所启发。由井下之民联想到的,不应该只是对于城市光鲜形象的“影响”,不应是不惮于在寒冬里施行驱赶,而是如何去照亮那些井下的城市“背面”。

今天上午，记者再次来到住人井附近，将台乡政府已经派人开始用水泥将住人井井口封死，并将井内东西掏出，一位执法者称，早上5点多钟在此看到，有住井者携带值钱物品已经离开。（来源：12月6日，21CN新闻）

现如今，在高物价、高房价压力之下，买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的人大有人在。为了生活，也为了生存，有的选择了群租，有的选择了桥洞，也有人选择了井口。虽然在大多数人眼里，尤其是那些高官、富商、阔少的眼里，群租和住井口都是难以想象的。但对那些无钱的、低收入的打工者、乞讨者而言，其实群租和下井道就是他们的一个家，一个可以供他们休息的家。

现如今，经过媒体的报道之后，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到是在积极作为，积极治理住井口的乱象。比如将台乡政府在第一时间把所有的住人井口用水泥给封死了，如此一来，那些贫困者就是想去住井口都不行了。

政府部门封井口的作法，看是为了保护这部分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看是在保护他们的利益，但封井口的作法还是有所欠妥。作为政府部门，不仅仅要保障群众的利益，不仅仅要去封井口，更应该在封井口的时候，给这些贫困者安顿好一个新家。

政府部门一味地封井口，无疑是在剥夺这部分人的生存权力。媒体暴光，群众关注的目的就是想给这部分人找到一个新家，一个能够安身的家。

当政府部门把井口封住了之后，这些人连住井口的机会都没有了。那么，这些人的新家将会重新安置在哪里呢？也许在火车站，也许在桥洞下，更有可能会在房檐下，过着的生活也许比群租，比住井口还要差。

因此，当某些管理部门在采取封井口的措施时，更要想办法安顿好这一小部分贫困者，让他们在政府的关怀下，能够重新过上人的生活，并重新享受到做人的尊严。

今天上午，记者再次来到住人井附近，将台乡政府已经派人开始用水泥将住人井井口封死，并将井内东西掏出，一位执法者称，早上5点多钟在此看到，有住井者携带值钱物品已经离开。（12月6日 法制晚报）

按理来说，“蜗居井底”现象确实不符合城市形象，对于居住者来讲也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相关部门采取“堵上”措施并无不妥。但也意味着，这些“井底蜗居”人的“家”就此又没了，他们又该何去何从？

各地形形色色的乞讨者、流浪儿、拾荒者、低收入者等，他们生活在城市边缘，挣扎在温饱线上。他们有的由于先天的缺陷，失去劳动能力；有的是因为后天的天灾人祸；而有的虽有劳动能力，但终因为收入微薄而难逃艰难度日，成为了社会所牵挂的群体。尽管他们与城市发展“不协调”，但他们终究是“人”，是独立的“生命体”，是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中的一员。承认他们的存在、给予社会关爱和帮助，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头天媒体报道“蜗居井底”现象，第二天上午就被当地相关部门堵上了，可以说当地部门采取相关措施就犹如迅雷一般。但是，如此的快速出击，飞速“堵井口”。不知相关部门是否真的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做好了充分解决问题的准备，是否真的有把握解决好“蜗居井底”的问题。

毕竟，“蜗居井底”并不是这些人心甘情愿，其背后都有难言的苦楚心酸。如果，当地部门只是“堵上井口”这一举措，而没有其他的救助帮扶措施作为后续。未免少了一丝暖意，难以温暖冬日里那些“流浪的心”。

“竟然还有人居住在井底下！”有市民看到一个老太太把井盖打开进入了下水道，慌忙跑上去想帮忙并且报警，走近一看，下水道里有灯光和孩子的笑声，还有床被子……住在北京朝阳区丽都花园路井底下的，远不止他们。邻井的男子说，“三个孩子上学得花不少钱，家里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妻子负责在家看孩子，我出来打打工，房租太贵，至少一个月也得300元，我在这里已经住了近20年。”（12月5日《北京晨报》）

4平方米的井下是如何住下一家人的，又是如何坚持了20年的？他们在黑暗的井底下，是如何顽强生存的？可能是我们无从想象的，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人发现他们呢？城市日益繁华，街道日益宽敞，在城市的水泥森林里，他们的存在意味着什么呢？

如今，他们进入舆论关注的视野，他们的命运将迎来什么样的改变？根据目前的报道，他们被安置在临时住所，既然是临时，自然还要面临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他们还能回到井下吗？显然是已经不可能了，姑且不说他们的井下生活可能对公共设施造成潜在危险，单就他们的出现给市容市貌造成的“非正面影响”，要回到井下是不可能了。这就如此前那些天桥下的流浪者，一经媒体曝光后，便让迅猛“生长”的水泥锥，堵住了安身之处。

接下来，他们可能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被送往救助中心，然后被遣送回家；二是被幸运地安置到“温暖”的住处。如果是前者，对井下居住者算是福音吗？显然也不算，他们不是城市流浪者，也不是精神异常的意外走失者，他们虽然处境艰难，但是显然是揣着一个城市梦而来的，有为孩子的教育而来，有为更好的生存而来。如果就这样把他们遣送回家，他们勇敢地进入城市的意义又何在呢？如果不是因为对城市有更好的期望，他们还至于舍弃家乡，蜗居井下呢？

他们有没有可能住进安置的温暖住处呢？在媒体的强烈关注下，城市管理者基于人道关怀向弱势者提供意想不到的关怀，这并非没有先例，如此前“自锯病腿”的河北农民，在舆论的关注下，各种意想不到的“关怀”汹涌而来，以至于后来他形成了对媒体的依赖，生怕丢失了媒体的关注。如果他们住进了温暖的安置处，比如安置房，这首先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如果他们可以，那么多类似于他们的弱势者是不是也要被悲情地发现，然后被温暖地安置呢？这是我们在文明社会中希望见到的吗？

对城市中的弱势者而言，寻求可能的庇护，应该是他们在实现城市梦的过程中可选择的路径依赖。然而，这种境况的实现，肯定不能完全仰仗于媒体的关注和舆论的热议，而需要社会管理者勾勒出稳定而可靠的社会保障制度。

“竟然还有人居住在井底下！”12月4日有市民反映，有人在北京市朝阳区丽都花园路井底下居住，担心其生命安全。记者了解到，丽都花园路井底下居住着一对老夫妇，两位老人近70岁，在此居住已有五六年，白天外出乞讨，晚上回来居住。离该井西侧大约50米，还有一个纸板覆盖、井盖上写着“热”字的井。住着外来工王先生。他称已在井下居住近20年，家里有三个孩子上学。派出所将其就近安排住宿。（12月5日《北京晨报》）

寒冬已经来临，居住在北京的人早就住进了有暖气的房间，而一些外来工为了省钱竟然蜗居在充满危险、寒冷的井底之下，有的人更是一住就是20年。繁华的首善之都竟然还有这样的特殊蜗居者！看完报道，我的鼻子不觉发酸。对于靠乞讨、打工为生的外来工来说，微薄的收入不仅要糊口还要赡养老人、抚养小孩，供孩子读书，他们哪里还有余钱租房？井底空间狭窄、环境潮湿、脏乱不说，还充满触电、爆炸、碰壁、窒息等多重风险，住在井底的滋味肯定不好受，但是如果不住井底，他们又将住到哪里？在房价高企的当下，房租无疑是横亘在低收入外来工面前的一座大山，叫他们如何翻越大山，爬出井底，追寻自己的临时家园？

老实说，现在政府和社会也在关注、帮助外来工，特别是帮助他们讨薪、敦促用人单位与他们签定劳动合同等等，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他们的合法权益。但是外来工的生存状态、生活环境仍然令人担忧。我们解读外来工井底安家的新闻，不难发现部分外来工的生活环境依然十分恶劣。他们为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却只能在井底栖身。如何不让人同情？城市的亲和力、包容胸怀体现在哪里？

曾有媒体报道了部分工厂为外来外来工提供夫妻房，解决夫妻同城同厂打工，被迫分居的现实问题。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社会反响强烈，但是能够享受“夫妻房”温馨待遇的人毕竟是少数。当然，我们指望所有老板都良心发现，血管里流淌道德血液，主动为外来工排忧解难，拿出资金改善外来工的居住条件并不现实。外来工外出租房还要考虑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生活重压之下，外来工的居住尊严只能在井底安放，让人同情，也让人忧虑。

笔者注意到，市民爆料后，当地派出所已经介入调查，王先生已被就近安置到临时住所。派出所还在寻找老夫妇。井底蜗居既不舒适也不安全，警方关注这个特殊居住群体是对的。但是媒体报道、警方介入后，这些外来工的“井底家园”肯定是住不成了。临时住所毕竟是临时的，不会供这些外来工长期免费居住。这些被请出井底的外来工不久又得为住处犯愁了。“与家属联系”、“送往救助中心”这样的关怀表面上看起来很温馨，但是“送往救助中心”的潜台词往往是“遣返原籍”。这些特殊居住者的命运很是让人担忧。

对此，当地有关部门不能简单地把特殊蜗居者当包袱请出井底了事，也不能往救助中心一送了之。而应该有所反思，有所行动。不仅井底安家的个案要关注，而且要对关注外来工、乞讨者做出周到的制度安排。一方面，政府部门要把外来工的生活质量纳入对用人单位考核的硬指标，督促用人单位改善工人生活条件，居住条件；另一方面，政府要把对外来人员的关爱下沉，拿出措施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居住环境。比如，根据外来工的分布特点与生活规律，建设收费低廉的外来工公寓，打破户籍门槛给外来工提供房租低廉的廉租房、公租房。给乞讨者、流浪者给予必要的制度关怀，等等。

今后救助范围会进一步放宽，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有一个过程，但只要一步步做下去，事情就会逐渐改观。

日前，据市民反映，在北京朝阳区丽都花园路的两口井内，分别住着七旬夫妇和中年打工男子。据说，他们以井为家的年头都不短了，那名男子甚至在井下住了20年。目前，当地派出所已经闻讯而动，进行了一些救助。

“井下居民”的安危令人牵挂，这虽然是个案，但也折射出城市边缘群体的生存境遇。近年来，在许多城市的不同角落，常常能看到乞讨者、流浪儿童、拾荒的、求医的等流浪人员。他们尽管各有各的不幸、各有各的难处，却又存在流动性大、分散性强、身份识别难等特点，使得对这些特殊群体的社会救助一直处于窘迫境地。

根据新的救助管理办法，自愿受助是基本原则，政府部门不能强制要求他们接受救助。在现实中，就像那名栖身井下的城市打工者，很多流浪乞讨人员有一些收入维持生存，有的习惯长期流浪，不愿接受救助。与之对照的是，救助办法的覆盖范围偏窄，主要锁定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而像被偷被抢、打工无着、年老无依者等，他们因不是长期流浪或者乞讨，就很难列入救助范围。

民政部门数据显示，自2003年8月至2012年底，全国共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1564.5万人次。在关爱救助服务的转变过程中，诸如救助对象错位、救助对象甄别难、救助范围小等因素，导致了救助的“两难困境”不同程度存在。一方面是民政部门提供救助而被拒的尴尬，另一方面则是有急事、难事、真正需要救济的人得不到及时帮助；一方面是救助站门可罗雀，另一方面则是“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常来”，诸如“山寨流浪者骗吃喝”“假乞丐辗转救助站年收数万”的报道时有耳闻。这些难题，暴露了救助机制的软肋和漏洞，亟须加以完善。

日前，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表示，今后救助范围会进一步放宽，将目前救助低保、五保家庭放宽到低收入家庭，也包括医疗支出巨大的、使家庭陷入困境的一些支出型贫困家庭。而且，还将建立临时救助制度，帮助打工不着、寻亲不遇、被偷被抢等各类困难人员，让他们得到社会的温暖。诚然，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有一个过程，但只要一步步做下去，事情就会逐渐改观。现在，寒冬来临，如何有效救济各类边缘群体，使他们免于冻馁，得到基本生活保障，是摆在城市管理者乃至全社会面前的一个良心课题、责任课题。

本报特约评论员 陆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