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怒斥号贩子

据报道，北京市医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会集中精力把市属医院的绩效考核指标做微调，对于打击号贩子八项措施的一些落实情况，将纳入到绩效考核的过程中去。

号贩子分为不同层级，有的是雇人排队挂号，有的是利用设备秒抢，还有的是利用内外勾结。在此过程中，医院在挂号现场和预约平台的筛查工作，对打击号贩子不可或缺。从大量案例看，很多黄牛早已“名声在外”，其行为也并未隐秘，医院方面当早有察觉，及时向警方报案或提供线索。同时从发挥自身功能层面出发，也可设立警务室或专门的防控机构，像电商那样主动打假以净化市场。怕就怕，号放出去后就不问不闻，甚至对内外勾结默许纵容。

既然号贩子的存在和对其打击，跟医院紧密相关，那么以目标考核作为促进手段，明确其相应的主体和辅助责任，就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把钥匙，对整合打击资源也很有必要。是的，打击号贩子要治本，但治本重要不意味着治标就没必要，就打击谈打击，就预防谈预防，把眼下的前端打击工作做好，也是治理号贩子的重要一步。

□堂吉伟德（职员）

   外地女子的“怒斥”尚在耳边，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的“新规”刚刚下发，人民警察的“抓捕”还未结束，医院门前的“号贩子”却又上岗了。人们发现，在如此风口之上、高压之下，他们依然在北京各大医院门前出没，甚至都没有采取遮掩措施，而且“分工明确、运转良好”。这让人感到十分意外和震惊：“号贩子”没得治了？

有人评论，“号贩子”死灰复燃，且如此之快，乃是“松懈”的缘故，医院和公安部门的“组合拳”停打了。这是怎样的一套“组合拳”呢？门诊楼里多了监管人员，医院门口多了频频巡查的便衣警察和责任落实的保安。

也有人表示，要加强对“累犯”的监管，加大对“号贩子”的惩处力度。怎么加大力度呢？依据刑法第225条第4项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规定，可将“号贩子”归为非法经营罪，从而使其拘留时间不限于10日以下。

还有人指路，学学铁路卖票，看病挂号实名制，“号贩子”就无空子可钻了。有的医院不早就实名制了吗？怎么也有“号贩子”呢？那是医院不够“实”，一定要严格实名！

然而，即便是出招的人也承认，这些办法治标不治本。事实上，很多时候是不现实的，连标也治不了。

早在1998年，北京东城公安分局就针对同仁医院的“号贩子”展开统一打击行动，抓获“号贩子”138名。2005年，卫生部、公安部等部委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严厉打击“号贩子”“医托”专项执法行动，允许公安机关进驻医院，设立警务工作室，进行现场打击。2015年，北京警方又一次开展集中整治“号贩子”专项行动，出动50余次，仅在北京儿童医院，就抓获“号贩子”245人。

可是，“号贩子”并没有随着这样的雷霆行动消失，反而有愈加猖獗之势。北京一家大医院的领导说，“号贩子”也有“抗药性”了！原来公安一打能管半年，现在连一个月都管不了。这话不假。北京公安上个月刚出动过，却没有影响“号贩子”这个月继续上岗。实名制等手段在实践中也面临相同的尴尬。

有人指出，行政的、司法的、技术的手段并不能根除“号贩子”，只会导致他们“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要想真正治疗医院的这块“牛皮癣”，必须另想办法，比如分级诊疗。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就表示，优质医疗资源的短缺和无序的分配导致了“号贩子”的野草模式，因此，打击“号贩子”是标，加强分级诊疗是本。“如果全国人民都来北京看病，即便没有‘号贩子’，北京的医院也是不堪重负的。”

逻辑似乎不错：患者的堆积造成了一号难求，“号贩子”进而趁机求财；如果将患者分流，“号贩子”岂不成了无本之木？问题是，现实却很残酷：分级诊疗本身还在“患脑梗阻”呢，哪来余力除“号贩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房莉杰指出，虽然近几年国家一再强调分级诊疗的重要性，并且于2015年9月发布了《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但是分级诊疗至今仍是“镜花水月”，难以从梦想照进现实。她在南方某开展分级诊疗试点的城市调研时发现，其分级诊疗几经调整，还是难以找到合适的路径。

起初，该市基层医疗机构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马上导致了基层诊疗服务量的下降；接下来尝试“医联体”模式，将基层医疗机构并入二级医院，服务量上升了，但是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受到了忽视；后来又尝试将基层医疗机构的公共卫生服务分离出来，成立单独机构，却发现“健康管理”是一个整体，分不开；目前的结果是，部分地恢复到改革前的状况。

庄一强也指出，“长效机制应是基于利益条件下的共同发展，而不是基于行政手段。然而，目前我国的分级诊疗缺少这种考虑，仍以传统的行政命令为驱动。”

那么，“号贩子”的毒还有别的解法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也曾向“号贩子”买过专家号，给父亲治疗脂肪瘤，并引发了一场经济学者和医生的对谈。他认为，医疗资源供给不足，特别是优质医疗资源供给不足，是我国医疗行业出现这些乱象的根本原因。不过，他开出的“处方”却又不同：放开行政管制，既放开价格管制、更放开准入管制，通过市场价格引导供给增加，才是解决“号贩子”问题的关键。

他的理由是，之所以出现“号贩子”，必然是因为存在价格管制，但这个管制价格低于医疗服务的市场均衡价，价差构成了“号贩子”的生存空间。而这种价格管制产生的前提，往往是市场进入壁垒带来的资源供给不足所致。医疗行业正是如此。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章蓉娅也持类似的观点。她在2012年就曾撰文呼吁，要提高医院诊疗普遍水平；要建立家庭医生或社区医生的初诊和转诊体制；要提高医生的挂号费，让它更接近医生的实际价值；允许医生自由执业，实现优秀医生的自由流动，给医生行医松绑，方是让“号贩子”消失的大道。

虽然抱有良策，可是面对眼前的“号贩子”，章蓉娅也只能“落荒而逃”：“今天中午我穿着便服吃饭回来，经过挂号大厅门口，一路上听到三个人大声问我‘专家号要吗？’一想到他们鱼肉着我们医生和病人，我真想冲上去揍他们一顿，但是考虑到对方人高马大，且是有组织有预谋，我只能恶狠狠地回了一句‘我不要’！然后落荒而逃。”

本报北京2月18日电

【几乎年年都能看到号贩子被打击的新闻。但令人遗憾的是，每次打击之后用不了多长时间，同样的问题又再次上演。】

春节刚过，刚刚遭重拳打击的医院号贩子就又死灰复燃了。有记者近日走访多家医院发现，号贩子们纷纷准点“上班”了，而且明目张胆，有的公然在医院门口招揽“生意”，有的则组织人手在挂号大厅内排队，看起来是那么有条不紊。

卫计委对号贩子“零容忍”的声音还余震于耳，打击号贩子的8项措施也还飘着墨香。可是号贩子却又卷土重来，现实的残酷不能不提醒我们，对于号贩子的打击，绝不能一阵风。

追溯号贩子的历史，在我们国家出现也不过二十来年。在公费医疗的年代，医疗资源虽然更为短缺，但基本没有号贩子这事。启动医疗改革后，参保患者可以挑选医院、挑选医生后，那些口碑好，实力强的医院专家就成为了大家求医的首选，专家号变得尤其稀缺，从而催生了大量号贩子。

对于号贩子，其实从它产生开始，就始终被视为城市管理中的毒瘤，常常施以专项打击。早在1998年，北京东城公安分局就针对同仁医院的号贩子展开打击号贩子的统一行动，抓获“号贩子”138名。此后，几乎年年都能看到号贩子被打击的新闻。但令人遗憾的是，每次打击之后用不了多长时间，同样的问题又再次上演。

所以，对于号贩子的治理，不能仅仅依靠一次次的专项打击，而要有长效机制。

首先，要尝试将专项治理常态化。在号贩子高发的几家医院固定警力，长期对这些医院实施监控，特别是在重要时段、重要区域进行监管，以期早早发现号贩子。

其次，加大对累犯的监管。目前,我国对号贩子的惩处,主要是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的相关规定，对于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这样的打击力度，显然不足以对号贩子造成威慑。

其三，还是需要运用经济手段增加号源。根据号贩子炒作的价格，给知名专家设定一定数目的特供号，鼓励这些知名专家增加门诊次数，号源增加了，号贩子的运作空间就减少了。

最后，尽快建立规范的转诊机制，将专家号主要面对经过初诊，确实需要进一步治疗的患者，在源头上减少对专家号的需求。

号贩子是我国现行医疗体系下的特定产物，不但需要有关部门持续花大力气进行打击，还需要从制度上消灭滋生他们的土壤。否则，号贩子与管理者之间就会不断演绎出老鼠与猫的追逐戏码。

□郑山海（医生）

众所周知，真正让国人对实名制有了充分认识的还是铁路部门，从最早的排队、电话订票、网络订票，到实名制购票，终于让猖獗一时的黄牛抱头鼠窜，有效打击了票贩子的气焰，还了民众购票乘车一个公平。

然而，一年春运又至，实名制再次被推上了舆论浪尖，可这次社会舆论吐槽的对象却不同铁路，面是医院。记者在国内多个城市的挂号预约平台上发现，虽然要求实名注册，但输入编造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只要格式正确就能注册成功，进入预约流程。医院的实名制没有落实到位，也就无法阻止“号贩子”刷号、囤号倒卖的行为。

这就让人纳了闷了，功效和措施相同的实名制，为何效果就不一样呢？

还是先来看看铁路部门实名制在打击“号贩子”上的一系列有效措施，它不是孤立的。最初实名制购票出来时，同样还是有票贩子占队、买票，然后高价转手给急需回家的旅客，那是因为车站进站、上车都没有实行票证人相统一，网络与线下购票也未进行统一，曾出现过一张身份证可以买多张票，也可以不凭身份证进站上车。随后，针对出现的各类问题，铁路部门及时总结，不断完善制度，从乘车必须票证人统一，到车上查票、证，再到全国车票系统的数据统一，这下总算将票贩子的伸展空间压缩到最小。

当然，铁路部门光这些似乎还无法真正让票贩子缩手，线下，每至春运，铁路警方就会派出大量警力、便衣在各车站售票厅进行围堵，专门针对那些“熟面孔”开刀，如此一来，极大压缩了票贩子的嚣张气焰，也让他们生存的空间极大压缩。再加上，近年来全国高铁运营里程的不断增长，快捷、安全的出行方式让民众观念及出行需求得到极大改观，靠忽悠和加价的票贩子几乎很难生存了。

再回过头来看看从记者调查的医院实名制情况，挂号实名制看似给“号贩子”设置了巨大障碍，可“神通广大”的他们还是能够在线上、线下找到诸多漏洞“钻空子”。线下，安排人轮流蹲守，线上多数医院网络挂号平台未与公安部门的身份信息系统联网，这也是为何铁路购票实名制能够发挥遏制“票贩子”作用，而挂号实名制“治标不治本”的关键因素所在。再加上由于预约不收费，即便号源最终没有售出，“号贩子”也没有太大损失。

很明显，女子怒斥北京广安门医院“号贩子”的视频事件，刺痛的不仅仅是百姓看病的焦虑，更多的怒斥出了当下医院挂号实名制重重弊端。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除了要尽快培育更多更好的优质医疗资源外，当务之急，在于完善好挂号实名制的配套措施，斩断票贩子的利益链，真正将“零容忍”落到实处，让昧良心倒号者得不偿失。

【治理号贩子的关键，是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逐步缩小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鸿沟】

前几天，一段“女子怒斥黄牛”的视频热传网络，引发了社会对医院号贩子的广泛关注。28日，北京市公安局抓获12个号贩子，涉及广安门中医院在内的多家医院，并表示“对号贩子等违法行为组织开展专项打击整治行动”。精准的打击，果断的行动，既回应了视频中女子的愤怒，相信也会给更多求医者带来信心。

大医院门前，号贩子的存在就像幽灵一般，神出鬼没又善于隐藏。为了拿号，他们拿着板凳、抱着铺盖，混入患者的排队行列；拿号之后，他们又故作神秘、坐地起价，在高价倒卖中大赚其财。对号贩子的打击从未停止，仅在去年5、6月份，北京警方就接连组织开展50多次专项打击，但暴风骤雨之后，号贩子为何仍如此猖獗？

技术漏洞难辞其咎，比如说一些医院的实名制挂号“名存实亡”，记者随便以一个虚构的名字都能成功注册，更遑论八面玲珑的号贩子了；管理混乱也助纣为虐，一些医院内部人员与号贩子里应外合，在利益的诱惑下对专家号进行倒卖。而刑法对医院号贩子缺少针对性的处罚，也让号贩子有恃无恐，轻易就越过了本就不高的法律门槛。技术漏洞、管理漏洞、法律漏洞，这些漏洞的叠加，足以为号贩子提供生存空间。

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号贩子的产生也算其来有自。公立医院的专家号动辄炒到数十倍，反映出优质医疗资源的稀缺，也折射出医疗领域供需之间的不平衡，这正是专家号奇货可居的原因，也是号贩子赖以生存的土壤。有人据此提出“号贩子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公立医院的平价挂号并未反映医生的劳动价值，恰恰是号贩子“发现了真实价格”，并以“价高者得”的方式，实现了优质医疗资源的价值，并实现了让出得起钱的人有机会看病的“另一种公平”。

诚然，从大医院门前车水马龙的长队，就可以判断，优质医疗资源确实供不应求，具有极强的稀缺性。但是公立医院采取平价挂号，正是为了确保最基本的公平，让普罗大众也能享受优质医疗。更何况，公立医院本质上是公共资源，有着很强的公益性。凌晨排队挂号确实辛苦，但是人人都有机会与可能性，号贩子炒高价格则挤占了穷人获得优质资源的空间，把这种付出辛苦就能获得的机会也熄灭了。因此，医疗资源供需失衡确实需要改革，但药方不是“号贩子经济学”的逻辑，号贩子上下其手，侵蚀着公立医院的公平性。

因此，从根本上治理号贩子现象，既需要从技术层面专项整治，也需要从社会层面釜底抽薪。其中的关键，就是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逐步缩小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鸿沟。从供给侧而言，可以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以民营医疗机构增强供给的多样性与灵活性，同时增加优质医疗资源的整体供给；从需求侧而言，可以尝试推动分级诊疗制度，提升需求的针对性与有效性，让社区医院分流部分需求，避免病人一窝蜂涌向大医院。专项整治与医疗改革双管齐下，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号贩子的生存土壤。

“这是北京，首都啊！”视频中女子声泪俱下的这句话，是情绪的抒发，又何尝不是对公平正义的期许？相关部门确实应该有所行动了。

既要打击“医闹”，也要打击号贩子，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院警制”才能算是称职尽职。只有坚决扼杀号贩子猖獗之风，“院警制”才能广泛取信于民，成为维护医院诊疗秩序和治安秩序的利器。

北京市公安局昨天发布消息，治安总队会同西城分局连续开展工作，在广安门中医院、协和医院、宣武医院抓获号贩子12名。针对群众反映的广安门中医院号贩子问题，市公安局相关部门已成立专案组予以查处，警方将对号贩子等违法行为组织开展专项打击整治行动，全力营造和谐安定的就诊环境。（相关报道见A7版）

近日，一段“女孩怒斥号贩子”视频在网上热传，揭开了北京广安门中医院号贩子猖獗横行的一幕，女孩愤懑悲怆的控诉，引来无数善良的人们扼腕感慨，也引起了卫生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国家卫生计生委责成北京市卫计委认真调查，要求医院配合公安机关打击倒卖医院号源行为。公安机关迅速出击，一举抓获12名号贩子，有力打击了号贩子的嚣张气焰，向“痛斥号贩子”的女孩和深受号贩子之害的人们，作出了初步的交代。接下来，关于广安门中医院等医院号贩子问题到底有多严重，保安有没有纵容和参与倒号，是否存在医院“内鬼”与号贩子内外勾结的黑幕等，相信有关部门很快会给出负责任的答案。

因为“女孩怒斥号贩子”视频热传和媒体的持续报道，医院号贩子问题引发社会强烈关切，在此舆情下，卫生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应对不可谓不及时，打击号贩子的行动不可谓不得力。这不免让人从另一个角度产生疑问：如果不是“女孩怒斥”视频热传和媒体报道引发舆情汹涌，有关部门是不是就对医院号贩子猖獗的情形一无所知呢？抑或是，有关部门虽然也知道各大医院门口都有号贩子胡作非为，甚至也知道号贩子与医院某些人员已经混成了“熟脸”，但却并不认为问题有多严重，因此对号贩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

如果是前一种情况，说明有关部门对号贩子问题缺乏应有的敏感和足够的警惕，所以反应迟缓，应对失措，打击不力。如果是后一种情况，表明有关部门在号贩子问题上存在严重错误的认识，由此严重影响了他们加强管理、严格执法的主动性和效能。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表明有关部门遏制、打击号贩子措施不到位，管理和执法工作亟须改进强化。

其实，在广安门中医院、协和医院等大医院，如果有号贩子成天混迹出没，最先发现问题的不应该是患者，而应当是医院警务工作室里的民警，以及在警务室民警组织、指导下负责巡逻防范的保安人员。2012年5月，北京警方在全国率先推出“院警制”，在50家医院的53个院区设立警务工作室，目前北京各医院警务室已有近60家。“院警制”把警力资源直接引入医院，旨在大力增强医院的安全保障力量，提高医院维护治安秩序的“级别”，是优化基层警力配置、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创新之举。

“院警制”推出之初，被认为主要是为了严厉打击各种“医闹”行为，防止发生危害医务人员人身安全的恶性事件，被贴上“警察帮医院对付患者”的标签，因此受到一些人的质疑。警方郑重解释说，推出“院警制”有打击“医闹”的考虑，但绝不只是为了打击“医闹”，其还承担与维护医院内公共场所治安秩序，配合相关部门对干扰正常医疗秩序的医托、号贩子、血头、血霸、黑救护车等问题开展专项打击整治多项职责。简言之，既要打击“医闹”，也要打击号贩子，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院警制”才能算是称职尽职。

“院警制”实施三年多来，打击“医闹”收效明显，打击号贩子方面则亟待大力加强。只有切实兑现对公众的承诺，坚决扼杀号贩子猖獗之风，“院警制”才能广泛取信于民，成为维护医院诊疗秩序和治安秩序的利器。

本报评论员 潘洪其

【未从医疗体制入手，也未从“内鬼”入手，而只是一味强调打击号贩子，这样的情形套句网络术语，其实是一种“歪楼”模式。】

北京市公安局28日通报，近日，治安总队会同西城分局连续开展工作，先后在广安门中医院、协和医院、宣武医院抓获号贩子12名。1月25日清晨，民警在广安门中医院抓获号贩子7名，其中作拘留处理4名。目前，针对广安门中医院号贩子问题，北京市公安局相关部门已成立专案组。

在“女孩痛斥号贩子”事件舆论持续发酵之时，警方的此次出手颇显正向效果。舆情有时就是这么简单，一点正能量就能让群情昂扬，仿佛警方直到今天才有所作为。这其实是一种误会。查诸报道可知，在2015年，北京警方仅在儿童医院就抓获黄牛、号贩子245人，今年前三周已抓获11名号贩子，这还仅仅是在一家医院的“战果”。因此真相其实是，在打击号贩子问题上，警方一直在不遗余力。

那么问题来了：警方这么勤勉，为何号贩子仍旧明目张胆，仿佛抓也抓不完？道理其实简单——有需求就有市场，而资源愈稀缺则幕后交易愈旺盛。至于加大打击的结果，除了使稀缺资源变得更奇货可居外，似乎也没有别的。这也是我对此事件中，有论者建言是否可以将非法经营罪扩大到“号贩子”身上的观点，抱以冷眼的原因。且不论它是否于法理有亏，单就治理而言，亦非长法。

当然我想知道的另一个问题是：号贩子抓了不少，“内鬼”揪出了几个？并没有。是不是完全不存在内外勾结现象？公众也自是不信。“女孩痛斥号贩子”时就直陈内外勾结，而媒体暗访也显示，广安门中医院某陈姓医生复诊的地方、一家叫固生堂的前台工作人员明白地告知记者，如想直接看，可能需通过号贩子，“放号少，怎么也有3000块。”——此间情形，已无需言明。

警方的勤勉与成果，有目共睹，但医患问题终究不是警察所能解决的。在医疗资源呈现出稀缺、高度聚集并分配不均的情况下，相关方面仍不肯正视医疗体制本身的问题，甚至将就医难题推到号贩子身上，自然无法杜绝号贩子。而在打击号贩子行动中，又似乎不肯真正将力气花在与号贩子结成利益联盟的“内鬼”身上，谁能相信这样的治理能收到实效？

未从医疗体制入手，也未从“内鬼”入手，而只是一味强调打击号贩子，这样的情形套句网络术语，其实是一种“歪楼”模式。同时应当留意的是，此事在近来的舆论空间里也颇有“歪楼”之势。建议将号贩子纳入非法经营罪是其一，而那些认为应当通过价格来调节挂号费，以及声称应感谢号贩子、号贩子也是“天使”的观点，更是严重的歪楼。欲使医疗之楼得以扶正，仍需从医疗体制着手予以解决。

本报特约评论员 杨耕身

【不只是从法纪层面，从道义上，医疗系统也有责任“斥退”号贩子。这是基于人性自觉，也是“医者仁心”的应备素养。】

“女孩怒斥号贩子”事件持续成为舆情热点。据了解，北京市公安局已经成立专门的工作组，对医院号贩子进行集中打击。耐人寻味的是，事发后，涉事的广安门中医院回应称“无保安参与倒号”“没有证据表明号贩子存在”。可北京警方光这两天就在广安门中医院抓获了7名号贩子，并对其中的4人进行了行政拘留。

号贩子垄断了挂号名额囤积居奇，在就诊轮候环节将本就不公的医疗资源分配导向更加不公，甚至造成某些患者无法就诊，已引发公愤。在网上，有人称号贩子是人为扭曲医疗价格的产物，但即便如此，也难改“号贩子和医托一样都是寄生在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毒瘤”的本质，对他们必须加大惩治处罚力度。

号贩子炒号该惩处，那些睁眼瞎抑或暗中与其勾结的医院相关人员呢？应看到，一些大医院的管理疏忽或蓄意纵容，也是当下一些号贩子做大甚至呈现集团化趋势的现实土壤。别的不说，就拿涉事女孩控诉的号贩子“300元挂号费被炒到4500元”“占着十个人的位子动都不带动”等恶劣行为，现场挺明显，患者、目击者都能看到，涉事医院尤其是处在秩序维护前端的保安会看不到？而警方在该医院抓获多名号贩子，形同于对其声明的打脸。

照理说，号贩子大行其道，医院也是受害者之一，可一些医院对其视若无睹，对此它们亦应担责。从民事角度看，患者与医院之间存在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如果医院明知号贩子存在却不予制止，任由号贩子在正常挂号费之外加价收费，就有不作为嫌疑。如果患者要求退还多余的黄牛费，则医院需要承担连带或者补充责任。极端情况下，若号贩子造成患者病情延误或加重、侵犯了患者健康权，那医院可能还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从配合行政部门执法的角度看，虽然医院作为事业单位，没有行政执法权，靠自身力量无法彻底阻止号贩子垄断挂号，但有义务及时将号贩子的违法行为向卫生行政部门和公安部门报告。此外，医院还有义务辅助执法部门识别和确认号贩子的身份，辅助执法部门固定相关的违法证据。特别是当一些号贩子在现场言语恐吓或有施暴行为时，医院方面必须尽到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责任，否则就可能要承担连带赔偿。

更重要的是，如果号贩子跟医院保安、医务人员之间存在利益输送，医院工作人员为号贩子提供便利和条件，甚至主动配合号贩子垄断挂号名额，那么他们内部就形成了典型的商业贿赂关系，对外则涉嫌结成了共同的违法甚至犯罪主体，可用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治罪。对于医院，无论是对职工寻租失察，还是大面积卷入其中，都可能要被追究领导管理责任乃至廉政主体责任。

在该事件中，涉事医院对号贩子公开活动的习焉不察，包括女孩联系方式遭泄露，都让人生出医院与号贩子间是否有牵连的质疑。若果真如此，涉事责任人难辞其咎。

毕竟，不只是从法纪层面，从道义上，医疗系统也有责任“斥退”号贩子，去保障患者权益。这不仅是基于人性自觉，也是“医者仁心”的应备素养。

而针对号贩子可能有“内应”的情况，对警方和卫生主管部门而言，打击号贩子的同时，显然有必要循迹排查，若发现医院职工存在与号贩子勾结、共同分食倒号利益的情形，该追究法律责任的要追究，从而实现对倒号链条上每一环的从严溯责。

近日，一名女子在北京一家医院怒斥黄牛抢号的视频引发热议。

号贩子并不是新生群体，如同春运期间专门抢购车票的黄牛，面对大医院挂号“一号难求”的巨大需求，尽管名不正言不顺，他们依然在“产业链”中过得风生水起。号贩子到底有多猖獗，看看该视频的转发量和点播量就能估摸个大概：这段视频戳痛了许多患者及其家属的心窝。问及号贩子何以大行其道，不少人反射式地想到医院同其可能存在利益关联，但过分情绪化的“以为”往往容易遮蔽事实。

对号贩子的愤怒，大家感同身受，不过涉及到具体事实，我们仍需讲究切实的证据。根据视频以及部分在场者的回顾，事实是：女子在排队轮到自己时没有抢到号。尽管她排号相当辛苦，尽管她陈述的关于号贩子从300元到4500元价位炒号的情况可能属实，这些都不能推导出其排号失败是号贩子暗箱操作的结论。我们不能将一种社会情绪无限地投注到对一桩事实的确证上。所以，医院和卫计委的表态未必是打官腔，医院在事发后为其安排了其他医师会诊，并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这些都无可厚非。

病人挂号就诊，最直接的关联方是医院，但病人和医院这样简单的二元关系并不能解释所有问题。有人以为，号贩子横行与医院的保安甚至医务人员包庇有关。这种意见并不严谨。许多记者调查发现，号贩子往往抱聚成团，成立“公司”，内部互有分工，在前线抢票的多是用低廉薪资雇佣的专门人员。换句话说，在分层管理结构中，他们没有必要为贿赂医院保安等人员增加成本，愿意出卖劳力、全职抢号的大有人在。不过，即便撇清“私相授受”的嫌疑，医院对抢号者也确实无执法权限，保安人员也常常没有真凭实据证明对方抢号，可是，面对专职抢票人员，管理人员不会感觉眼熟？其中是否有“人情观”在作祟呢？

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在地域分布上确实不均衡，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优质资源相对集中也是事实。不少学者认为，医院资源的供不应求才是号贩子生生不息的根源。这有一定道理，可在逻辑上却显得有些不自然。医疗资源具有公益性，并不能完全用市场规律来解释。无论一个国家医疗事业如何发达，医疗资源都会维持在相对不足的状态，这是因为医疗条件改善的同时必然迅速抬升相应的需求。医疗资源的充沛与否直接影响的是由于资源不足所致的看病难问题，不是号贩子问题。号贩子存在的根本原因，不是他们率先掌握并垄断了有限的资源，而是由于他们在法律边界制造出新的资源，并以此牟取暴利。挂号对于病患是成功就诊的前提，对于并不需要就诊的号贩子则没有任何程序和功能上的意义，换句话说，他们把持了病人就诊的钥匙，原本钥匙只能属于病人，由于这在常识上理所当然，法律并未对其做出清晰界定。

号贩子屡禁不止，广大群众是最大受害者，白衣女子怒斥黄牛的视频受到全社会关注，带有偶然性，我们不能将希望寄托于这样的偶然渠道。在法律上厘清医院挂号等单证使用权责，建立更普遍的监督举报机制，对于买卖挂号单证等行为加大惩处力度，医疗机构定期考核管理人员等措施，都有实施之必要。

【在优化医疗资源的前提下,小病下到基层医院诊治,大病向大医院汇集,公众看病或许就不再难】

近日,一段“女孩痛斥号贩子”的视频引发舆论热议。北京市卫计委已介入调查,明确表示对“号贩子”现象零容忍。事发后,记者到一些三甲医院亲身体验发现,在某些医院号贩子仍顶风作案,号称“北京三甲医院专家号都能买到,还能挂不出诊的专家的号”,甚至连保安都能提供号贩子的电话(1月27日新华社)。

没有号贩子,看病就不再难吗?号贩子是可恨的,对有可能与之沆瀣一气、利益共享的医护人员和保安,也理应实行零容忍。但问题是,在“有病去协和”的心理驱动下,各地的三甲医院哪个不是人满为患、一号难求?号贩子的存在,只是破坏了公平原则,助推看病贵,但与看病难关系不大。

举例说吧,一个医院的专家号只有200个,但求号的患者每天却有一千多名,不管是照规矩排队,还是号贩子叫卖号,结果总会有800名患者无法就诊。至于说是张三拿到号,还是王五拿到号,那只是事关个体的次序问题,就整体而言,看病难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缓解。

卫计部门对医院贩号行为零容忍,值得点赞。但患者也得扪心自问:自己身体有恙,难道非得去大城市不成?

有数据表明:我国就医者80%集中在大医院,仅有20%在基层医院。当大医院人满为患、公众普遍抱怨看病难时,岂不知,有很多的医院,尤其是一些基层医院、社区医院,几乎门可罗雀。一份协和医院统计的数据显示:每天门诊量的近一半,是理论上可以在县级医院、社区医院解决的小病。

有位省级医院的科室主任曾对我说,像感冒、发烧、腹泻等病症,到社区医院看病和到大医院看病没有区别,像有些普通病症,到大医院看病和到中小医院看病区别不大；即便在同一家医院,找专家诊断和普通医生诊断,区别也不大。因为现在的医生都是科班出身,诊断普通病情,水平差不多。除非病人确实患有疑难病症。

据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有些患者不管大病小病都去大医院,去凑人满为患的热闹,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优质医疗资源供需的不平衡。譬如那位怒斥号贩子的外地女子,她为母亲挂的是脾胃病科专家号,诊疗肠胃方面的疾病,在地方医院,特别是县、市和省级医院也有可能得到很好的诊疗,不一定非得千里迢迢跑到北京去。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目的在于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形成科学合理的就医秩序,逐步建立符合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即按照疾病的轻、重、缓、急及治疗的难易程度进行分级,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承担不同疾病的治疗。为此,需要逐渐均衡医疗资源,需要完善制度设计,让就诊的患者有序流动。与此同时,公众也要转变就医观念,有病应该先选择基层医院就诊,而非直奔大医院。

啥样的医院是最佳医院?在很多时候,一年一度所谓的“中国最佳医院综合排行榜”对社会其实是一个误导。真正的最佳医院,其实就是居家附近那些看病方便、能看好病的医院。协和再好,与相隔几百公里、数千公里以外的患者可能无关。

当外地人吐糟到北京看病难的时候,北京市人大代表、国家卫计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也坦言:北京人也挂不上号。可见,在优化医疗资源的前提下,小病下到基层医院诊治,大病向大医院汇集,公众看病或许就不再难。届时,去大医院就诊的病人不再人满为患,号贩子自然也就因为没有了市场而销声匿迹。

【一个规则社会，需要全体社会成员都遵循规则、尊崇规则、敬畏规则，让规则意识融入每个人的血脉，那些不守规则的人才会失去空间，公共秩序才能健全。】

每临年关，又是各类购票活动的高峰期，各类黄牛出没的活跃期。近日，一段“外地女子北京看病怒斥黄牛”的视频在刷屏，引发关注。而另一则社会新闻中，有媒体关注创业优惠政策落实难时，有受访对象吐槽办事难，不如花钱找黄牛。（昨日《经济参考报》）

大凡与“票”、“号”有关，就是黄牛的“业务范围”，什么火车票、球票、演出票、食品票，什么医院专家号、经适房号，只有你办不到的，没有黄牛搞不定的。甚至于汽车年检、孩子入学、户口办理、找工作等，都有黄牛在候着。无处不在、无所不能，黄牛俨然成为一种普遍存在而又见不得光的“潜职业”。

黄牛有着一副复杂而模糊的面孔，关于职业成因，不同学术视野有不同解释。历史学者发现，它其实是一种古老职业，社会上早就存在；经济学家认为，黄牛是供需关系产物，其安身之道在于降低交易成本；法律人士看来，部分黄牛有垄断资源、哄抬物价之嫌；公共学者眼中，它可能与资源分配方式、公共管理疏忽、公职人员腐败等有关。不同侧面切入，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一个巴掌拍不响，作为一种供需关系现象，需求方的“消费心理”恐怕也值得玩味与反思。

应该说，大多数消费者找黄牛是在无可选择之下的选择，譬如到正规网站抢不到火车票，过年又不得不回家，只能找黄牛想办法，不得不花冤枉钱。但是，并非所有找黄牛的行为都如此无奈、被动，很多时候，它是某些人的一种惯性思维、优势策略与路径依赖。比如，家长带孩子到医院挂号看病，挂号队伍很长，按规矩排队的话，要花费很长时间。此时，有的家长会老老实实排队，有的家长就可能拨通黄牛电话，选择“地下交易”，多花点钱“插队”；又如，有的车主明知自己的车子有问题，年检可能过不了关，此时他想的不是去修车，而是找黄牛帮忙，花钱蒙混过关；再如，严格按程序的话，孩子肯定是上不了某所学校，有的家长就找黄牛，金钱开路，把孩子硬塞进去……凡此种种，都是行为人主动选择的结果，与被迫无关。

遇事走捷径，动辄找黄牛。首先，源于一种市场错觉与优势心理。在某些“黄牛依赖者”看来，稀缺社会资源通过“价高者得”的市场手段进行分配是正当的，不存在道德困境。我有钱且愿意用钱买方便，这是我的自由，谁也管不着。毋庸讳言，拥有经济资源会带来一定权利，但两者并不总是对等。当你的“自由”侵害了他人的权利，对他人构成不公，你的行为就有越界之嫌。再次，暗含规则意识的缺失。一些人一旦遇事就想走捷径，绕过正式规则、法定程序，以最快速度与方式达成个人目的，全然不管这种行为的负外部性。当有困难找黄牛成为“囚徒困境”，你找我也找，结果只会加剧规则流失与社会失范，大家都不守规则的结果就是，只会助长社会坏风气，谁也捞不到好处。

回到黄牛话题，通过增加资源供给、公共管理创新，铲除黄牛生存土壤，是从外部治理入手，而提升公众规则意识，降低违规办事冲动，则是从需求一方的内部治理。一个规则社会，需要全体社会成员都遵循规则、尊崇规则、敬畏规则，让规则意识融入每个人的血脉，那些不守规则的人才会失去空间，公共秩序才能健全，公序良俗才能得以弘扬。人人都对黄牛说“不”，黄牛自然也就没有藏身之所。是以，对黄牛现象，不但要有道德谴责，还要有公民行动，自觉抵制。

【如果患者的委屈与痛哭，只是换来了常见的一阵风式的大检查，那么只能说我们的管理部门缺少正视问题的勇气与改革的决心。】

近日来，一名外地女孩在医院因为挂号而落泪的视频，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坦率而言，虽然保安对票贩子疏于管理、甚至有意纵容的灰色现象令人愤怒，但在求医者爆棚、医疗资源又相对有限的背景下，医院“黄牛”现象的产生，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其实，北京警方针对票贩子、号贩子的打击，一直是非常严厉的。长期以来，公安部门、综合治理部门以及整个医疗体系，都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是这些努力仍然不足以抗拒倒卖挂号的“自发秩序”。为了营造一个正常的医疗秩序，避免病患由于其弱势地位而成为任人鱼肉的对象，一方面，决不能以“市场秩序”来将“倒号”现象合理化；另一方面，也必须思考“挂号难”背后的结构性问题。

中国的医院患者多、挂号难，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但除了人口众多的自然条件之外，其产生原因其实十分复杂。

其一是患者分流上存在严重的苦乐不均。患者向大医院、大城市高度集中，而相比于大医院的人满为患，我们的很多基层医疗组织，往往长期处于患者不足的状态。其二是过度医疗现象极为严重。大病小病都往好医院跑，有病没病都去寻医问药。其三是医疗资源高度集中，优质的医疗资源流动性不足，从而强化了大医院的竞争优势与汲取患者资源的能力。

相比于中国医疗系统有待理顺的机制，欧洲国家对患者的分流却十分严格、具体。一般来说，除了急诊之外，患者要先去基层诊所预约看病。如果基层诊所的医生认为该患者确实有必要前往大医院就诊，会为其预约大医院的诊疗时间（代为挂号）。如果不遵守这一流程，那么医保系统将拒绝为诊断行为埋单。患者将支付普通人甚至富裕阶层都难以承受的医疗价格。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美国同样如此，除急诊病人外，一般要经过一周左右的预约与等待时间，在此期间，病人只能通过医院的助理医师、护士的电话咨询来自我护理。大多数感冒之类的小病在一周以后，也就无需去医院了。

对于今天公共医疗资源相对有限的中国社会来说，必须通过理性的制度设计，来获得医疗绩效与医疗资源分配公平性上的平衡。一方面，要争取让大量可以自愈小病的患者不浪费医疗资源，尤其是不浪费大医院的医疗资源。另一方面，要让多数慢性病患者在社区就近得到治疗，而不是挤大医院。为了实现这两者的目标，医保的经费报销制度必须向欧美社会的相关制度取经。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在地域广大且地区发展高度不平衡的中国，我们也必须鼓励甚至强制大城市的医疗资源向地方流动，这其中既可以考虑通过物质回报来鼓励流动，也可以考虑在职称、资质评审的制度中施加以某些硬性的规定来促进流动。除此之外，国家有关管理部门也应该对于互联网医疗进行大力扶持，从而利用技术进步来发展远程医疗与保健体系。

中国医疗看病难、挂号难的问题，不能通过在挂号大厅里玩猫鼠游戏来治标，而是要通过在医保制度、医生资质评审制度、医疗资源分配制度等一系列上的问题来治本。如果患者的委屈与痛哭，只是换来了常见的一阵风式的大检查，那么只能说我们的管理部门缺少正视问题的勇气与改革的决心。

（作者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

【倒卖“专家号”不是犯罪，就不能法外施罚。倒卖“专家号”等就医凭证，其危害并不亚于倒卖车票、船票，未来的刑法修订能否将医疗黄牛的行为也列入此条？】

近日，一段“女子北京看病怒斥黄牛”的视频在网上热传：一女子在广安门医院大厅怒斥黄牛将300元的挂号炒到4500元，称医院与黄牛里应外合，害得她从外地赶来排了一天队都没挂到号。26日，广安门医院通过官方微博回应，经医院初步调查，此次事件无保安参与倒号的行为及证据。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最终结论以警方调查核实为准。

这段视频的热传，戳中了公众的痛点，引发众人围观在情理之中。号贩子倒卖“专家号”，干的是趁人之危的行当。它阻碍了真正有需要的人及时、便利就医，也使得本就存在的看病难问题更加突出。正因为号贩子扰乱了正常的就医秩序，加重了患者的医疗负担，才有了积压已久的病患之怨。

但公众其实都明白，怒斥也好、集体讨伐也罢，都无法终结这个不道德的行当。所以警方的介入才更令人期待。其实，北京警方抓号贩子的行动近年来几乎没间断过。北京警方去年7月的一份通报就称：今年（2015年）5月以来，警方共组织开展打击整治号贩子专项行动50余次，抓获犯罪嫌疑人130余人，其中刑事拘留15人、行政拘留117人，全市共接报医院号贩子警情环比下降16.7%，同比下降84.7%。目前，重点医院周边治安秩序得到明显改观。

说号贩子不道德，多数人都认同。要说号贩子违了什么法，犯了什么罪，以至于需要警方来处置，可能多数人都答不上来。警方过往的处置，行政拘留居多。这一处置的依据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即“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处以“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至于刑事拘留之后还获罪入刑的，多系号贩子在排队抢号过程中，还有故意伤害等其他犯罪行为，而与倒卖行为本身无关。换言之，倒卖“专家号”的违法成本其实并不高。

即便在专项行动中，警方和司法机关也没有太多的法律手段可以用。屡禁不止、边禁边倒、前禁后倒的号贩子就是在这样的法律生态中越打越猖獗起来的。

当然，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倒卖“专家号”不是犯罪，就不能法外施罚。一个可以进入修法讨论的问题是，刑法第227条规定了“倒卖车票、船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倒卖“专家号”等就医凭证，其危害并不亚于倒卖车票、船票，未来的刑法修订能否将医疗黄牛的行为也列入此条？

【不妨对专家号实行实名挂号、就诊制度。借鉴火车票、飞机票实名制的有效做法，对挂专家号、找专家看病实行实名制，能有效减少倒号行为。】

近日，一段名为“女孩怒斥医院号贩子”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中，女子怒斥票贩子将300元的专家号炒到4500元，而医院保安对此不闻不问，让她白排了一天队却挂不上专家号。视频传开后，涉事的广安门医院和北京市卫计委分别表态，要对号贩子“零容忍”，并将配合公安机关对倒号行为进行打击。

号贩子倒号问题由来已久，对号贩子的打击也非一日两日。早在2005年，卫生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中医药局即联合发文，部署展开严厉打击号贩子和医托的专项执法行动。仅就倒号行为而言，我国刑法目前没有明文禁止的规定，但刑法第225条第4项规定了“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所构成的非法经营罪，可将其扩大解释为包括倒号行为在内。

不过，对于这种根源于优质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仅仅依靠打击是难以控制的，倒号行为之所以屡禁不绝，除了刑法打击不力之外，暴利驱使无疑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在优质医疗资源短缺问题一时难以有效解决的大背景下，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减少倒号行为，除了加大刑法打击力度之外，还有必要综合采取多种措施。

可以从专家号实行分级制度入手，将专家号分为特优、优等、一等、二等、三等等多个等级，每一医院的每一等级定价不同，并允许医院自主定价。例如，对特优级专家号，可定价一万元每张甚至更高。这样就可以引导那些并非必须由专家看病的人不去抢排专家号，而让确有必要请专家看病并消费得起的人，免去被号贩子盘剥之苦。号价高了，买的人少了，找号贩子的人就少了。而高额的专家号费用，最终落入医院和专家之手，也能激励医院和专家真正提高诊疗水平。

再者，不妨对专家号实行实名挂号、就诊制度。借鉴火车票、飞机票实名制的有效做法，对挂专家号、找专家看病实行实名制，能有效减少倒号行为。首先，医院挂号人员要严格核实挂号者的身份证件和照片，看是否病人本人挂号，如果不是病人本人挂号，则需要核实挂号者和病人的身份证件，以及两者之间具有亲属关系的证明等。之后，要在挂号单上打印病人的姓名和身份证件号码，有条件的医院，还可打印病人的照片。对于由朋友或陌生人送医的情形，则只允许挂普通号，就诊之后，对确有必要由专家诊治的，由医院负责送往专家处诊治。其次，病人就诊时，所谓专家应严格核对就诊人的身份证件和照片，看是否与就诊人本人和挂号单上所列病人一致，对不一致或者假冒的，应拒绝诊治，并通知挂号部门取消该病人在本医院挂专家号的资格。

尤为重要的是，政府要普及医疗常识，引导民众不要过分迷信专家而贬低普通医生。要让民众明白，能进医院当医生的，基本上都具有本科、硕士或博士学历，医疗水平都不差，并非任何疾病都需要找专家诊治。

一个小小的挂号，我们看到医疗资源短缺的现实。而倒号现象的屡禁不止，根本原因仍在于专家医疗服务价值的扭曲，形成了过大的套利空间，唯有弥合医疗服务供求缺口，让医疗挂号的价值回归，这样的漏洞和尴尬才有望从根本上消除。

□周铭川（刑法学博士）

【治号贩子，要从包括分级诊疗、末梢打击环节等治标方面着手，也要消除号贩子滋生的土壤——医疗系统的不人性的粗放式管理。】

“女孩痛斥号贩子”事件仍在发酵。最新消息说，“怒斥号贩子”女孩遭号贩子威胁；针对该事件，国家卫计委方面出来表态，已责成北京卫计委严查内外勾结。另外，媒体调查发现，在包括涉事医院在内的三家三甲医院，有些号贩子仍顶风作案，号称“北京三甲医院专家号都能买到”还“能挂不出诊的专家的号”，甚至连保安都能提供号贩子的电话。

“女孩痛斥号贩子”闹出这么大动静，却并未让一些号贩子收敛，可见北京一些大医院号贩子的猖獗。而号贩子问题长期难以根治，根本性症结在于优质医疗资源稀缺和配置不均衡。据卫生部公布的数据，目前全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医院。正是这种医疗资源结构的失衡，让北上广成为“全国看病中心”，这无疑昭示了纾解源头性资源紧缺的紧迫性。

但也得看到，医疗资源稀缺，短期内难以改观，在此情境下，要缓解号贩子撩拨起的公平焦虑，有必要由浅入深，至少先从“浅”的治标之策入手，为深入改革破题。

在国外，大医院、好医生同样是稀缺资源，有的医院候诊期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都不罕见，但未必会衍生号贩子群体。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外分级诊疗制度非常成熟，也就是说，专家号不是想挂就挂的，而是通过下一级医院的转诊，除了急诊外，患者都需要凭医生的介绍信才能到上一级的医疗机构治疗。这种医疗机构之间的内部沟通与审查机制，省去了患者跑腿奔波之苦，真正需要帮助的疑难杂症患者可以及时找到专家诊治，而普通患者则大多被分流，不至于占用稀缺的专家资源。

但在我国，分级诊疗喊了多年却一直雷声大雨点小。不要说跨区域、跨医院的转诊难于登天，就连同一医院不同科室之间的转诊，急诊与普通门诊之间的转诊，都不太顺畅——许多时候，病人经常在一家医院单个科室解决不了所有问题，常常会来回跑好几次医院，挂好几次号，就诊过程令人苦不堪言。医疗系统的这种管理粗放与非人性化，正是号贩子滋生的土壤。

还有，近几年，卫生部门一直在推多点执业。这也有利于缓解医疗资源分配不均，遏制号贩子炒号，但其实施同样陷入僵局。大多公立医院对多点执业口头上支持，可医生出去多点执业，职称晋升、奖金等都会受影响。更大的障碍则是公立医院资源的垄断封闭，在许多国家，法律规定公立医院资源必须同等条件下对外开放，如一家私人小诊所可以使用大的公立医院的手术室，私人小诊所医生和公立医院医生按预约先后排队轮候手术室，公立医院手术室的服务收费也是按成本核算，不得对私人诊所乱收费。若这在我们这也能落地，医生多点执业难度也能大为减低。

治标，还包括在更“垂直”的末梢打击环节下更多工夫。号贩子长期横行，与很多医院管理不善有很大关系。拿该事件而言，患者和记者都能看到号贩子，涉事医院就看不到？“睁眼瞎”的背后，恰是很多医院医务人员、保安与号贩子的勾连，这也是很多号贩子长期将医院变自家领地、再难挂的号也能拿到手的底气。虑及那些号贩子活跃的大医院相对固定，也多为熟面孔，若医院和警方等能健全与医院联动机制，在医院挂号、划价、收费、候诊区加强视频监控，并开展不定时巡查和暗访，对号贩子露头即打，那些号贩子断然不敢像现在这么猖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