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范围内有些个别国家就贸易不平衡对中国进行发难，可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可能由于他们自身国内政治的考量。”周小川强调。

在介绍国际收支今年以来的变化方向后，周小川对结构调整进行分析。

周小川说，结构调整的政策给了厂商压力之后，这个厂商还是要力求继续生产，继续销售，否则的话它的投资可能收不回来，或者投资回报会大幅降低。所以他一定会力求通过自我完善，继续保持它的生产和销售，这是他本能的反应，也是正当的反应。

周小川说，在新增投资中，制造业的比重占的已经越来越低了，包括应对本次金融危机所出台的四万亿刺激计划里面，基本上没有工业投资，没有制造业投资。在新增贷款总额中，现在对加工业的贷款占新增贷款中的比重已经是一位数了，已经不像过去一半或一半多都在制造业。现在新增贷款大量聚集在基础设施、市政设施、服务业等行业。

周小川介绍，FDI过去在中国形成了大量的制造业产能，然后面向出口，但是现在在外商直接投资这个领域里头，投资于服务业的已经将近50%，这也是相当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表明产能布局在各种领域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会让中国的国际收支更加健康，更加趋于平衡。

“加工贸易的增值率也表明制造业在发生转变。”周小川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调整的速度还是比较明显的。但在全球经济情况下，还有一个相对比较的问题，就是相对速度怎么样，最后会决定于我国结构调整的效果是否能达到预期目标。这就需要考虑政策如何进一步优化的问题。

“我们可能将更过的资源分配转向民间，包括外汇‘藏汇于民’。所谓‘藏汇于民’并不是老百姓把外汇藏到自己手里，而是他们自行决定运用包括投资等机会。”周小川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