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曾让郑永年把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排个顺序，他毫不犹豫地把社会改革放在了首位。他说，政治改革大幅度推进的条件并不十分成熟，经济改革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如何进行社会改革，通过循序渐进的变革，完成中国社会向富强、民主、文明的中等发达社会转变的重要步骤，是现阶段应该做的

在海外研究中国的学者中，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是对中国实际情况有扎实了解的一位。2011年初，记者刚到新加坡不久，就到他在东亚研究所的办公室去采访，谈的主题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日前，我们和郑永年先生再次谈起这个话题。

经济和社会建设应同时推进

记者：有人说现在是中国发展和改革的机遇期，您怎么看？放在最近三十年或者十年发展轨迹中，为什么现在是机遇期？

郑永年：机遇期这个说法已经有很多年了，大家一般说的是经济发展的机遇期，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但是我说的机遇期跟人们一般说的不太一样，更多是指社会建设和社会改革的机遇期。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这三十多年里，在十六大以前整个的工作重心是经济工作。官方的说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功绩是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转型对中国很重要，也是后来经济建设取得那么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我要强调的机遇是社会工作的机遇。从国际和历史的经验来看，先是经济发展，这个阶段发展市场经济就很重要，贫穷的状态下社会是不会稳定的，老百姓不会感觉到特别幸福。苏联东欧的垮台就是因为政府没有能够向老百姓提供经济福利。

为什么要强调社会工作呢？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很多人将中国的发展模式与欧洲以及四小龙和日本的东亚模式比较。在经济上，中国的发展方式的确跟日本和四小龙的发展非常相像，政府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一点跟西方不一样，欧美政府基本上不管，主要是扮演监管的角色。但是从社会发展的模式上来看，中国又跟当年的欧洲有点像。中国政府的工作重心向经济转移，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后来却逐渐形成了过度的GDP主义。过度地以追求经济增长为中心，相对地忽视了社会建设、社会改革和社会工作。这个跟当时的欧洲有点像--我说的是19世纪的欧洲，当时很少讲人的社会权利。后来社会主义为什么产生在欧洲？就是因为市场经济不管一般老百姓的权利，过度照顾到资本的权利，所以产生了很多规模非常大并且时间非常长的工人阶级运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产生了以后，欧洲开始慢慢把重心转移到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并重。

当然，今天欧洲的福利社会过度了，但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没有当年的社会改革和社会政策的话，欧洲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是存在不下去的。亚洲四小龙和日本，也是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走完了欧洲一百多年才走完的路。但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没有出现欧洲那样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为什么？因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在关注和推动社会改革，先发制人地制定社会政策，来避免社会的动荡。这是东亚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