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急需寻找突破口

记者：您如何看待过去十年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

郑永年：过去的十年，从政策转型来说我觉得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十六大以前，就是一个经济工作，过分的GDP主义也是这一段出现的。十六大以后的最大功劳就是开始提倡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慢慢把工作重心转移，慢慢把社会政策包括在议程中。公平地说，过去十年确实做了一些事情，社会保障，如低保等，教育改革也做了一点，公共住房这几年也在做，医疗改革也在做。但是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中国的改革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可供借鉴，需要自己摸索。

社会改革从十六大提出到现在，刚好十年。这些年来一直在探索，要说到最近这几年的表现，我就说它开始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了。是不是确实找到了，那是另外一个评估，但是确实是一直在努力。公共住房、医疗和低保这几个方面，要想齐头并进也确实不大可能，确实需要一个突破口。另一方面，这几年的外部环境也确实不太好.2008年以后很多措施都是在应对金融危机。

记者：很多人感觉，我们确实在寻找突破口，但是社会改革挖了一锨土，碰到硬石头就挖不下去了？

郑永年：对。要突破的时候，反而因为危机的影响，把它拉回去了。这是个难题。应对危机，可能要依赖一些既得利益群体，但这么做反而强化了既得利益，使得改革的某些方面反而出现了倒退，增加了改革的难度。

客观地说，过去十年中国也在努力纠正此前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新自由主义进入了很多社会领域，表现在医疗、教育的全盘产业化，要想减少这方面的影响，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记者：您觉得未来三五年有可能的突破口会是在什么地方，比如住房什么的？

郑永年：我觉得医疗是非常大的一块。这是人的基本权利，不能因为没有几块钱就不给你看病。

政府应向社会分权

记者：您觉得未来几年改革会有进展吗？希望大吗？

郑永年：我想这个是必须要做的。不改革，这个体制会越来越麻烦。任何一个体制都是危机驱动的，西方也一样。小危机小改革，大危机大改革。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就是先发制人的社会改革，社会相对比较平稳。如果是倒逼改革，这样的机制就有点像以前的欧洲或者前苏联和东欧，会激进化，产生暴力。中国的选择要不就是主动改革，要不就是被倒逼着改革。再回到以前的做法肯定是行不通了，只能是符合社会发展大趋势的改革。

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社会改革的探索已经进行了十年，也应该知道下面怎么走了。

记者：改革可能需要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郑永年：政府大多是自上而下的。现在整个世界的趋势都是地方政府的崛起和中央政府的衰落。日本也是这样。中国也一样，地方改革动力还是十足的。只是有些模式成功了，有些模式不成功。

如果经济改革的目标是政府向企业分权，那么社会改革的主要动力就是政府向社会分权。不向社会分权哪能改革得动？大部制改革目标是分权给社会，但是实际上却变成了部门的集中，大部制改革应该是放权给社会，让社会对政府的监管加强。

记者：有的人说没钱才会倒逼政府改革？

郑永年：政府有钱的情况下和没钱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不同的改革。没钱的情况下进行的也许是私有化，变卖国有资产等改革，但社会改革还是做不起来。社会改革需要钱，碰到财政危机进行改革跟社会改革是两码事。

中国没什么别的选择。要么是欧洲的道路，要么是亚洲四小龙的改革。欧洲的道路肯定要有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民族主义的上升，这可能造成危险的局面。欧洲当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要么就是一些中等发达国家的道路，“民主化”了以后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今天中国如果走向“民主化”，滑向欧洲道路的可能性会更大。因为一旦过早“民主化”，加上民族主义，未来的道路不一定能够在掌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