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养猪的三大困惑

嘉兴市是浙江省生猪主产区。公开资料显示：2007年末，嘉兴全市生猪存栏282.91万头，在5年后，这个数据递增到734万头，目前生猪养殖场户近13万个，出栏规模50头以下的养殖户占89%。

养猪、育肥、屠宰、加工等各个环节都对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高密度养殖一方面导致猪的死亡率升高；另一方面，猪的粪便、尿液等废弃物以及对死猪的处理需求也超负荷运转。

肉贱伤农

“没有人愿意再养猪了！养猪就是赔钱，就是说你喂下去6块钱的饲料，换不回价值6块钱的猪肉。”在嘉兴市新丰镇金丰村养猪的陈智勇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江苏盐城的万兴表示，养一头猪的投入包括：买仔猪、饲料、种疫苗、设备水电、兽药、人工费等等费用，成本大概是1000元/头。据万兴介绍，养猪4年，就2011年赚了些钱。“至少要750元/100斤才能够保本，而目前市场上猪头价格只有500多元/100斤。”在浙江湖州练市，去年年冬天的收购价860元/100斤，而现在已经跌到了620元/100斤。

在嘉兴的新丰镇竹林村，村支书陈云华为记者算了笔账：猪肉保本价是670元/100斤，但目前市场价格是600元/100斤。在养殖过程中，成本主要有阉割费、卖生猪有中介费、抓猪费(指抓猪的人工费)7元/头、排污费10元/头(2012年开始收取)，再加上母猪喂养成本、小猪死亡亏损，算下来养一头猪要亏损100~200元。

今年春节后，猪肉进入传统需求淡季，价格暴跌而饲料价格上涨，养殖户两头受迫。在猪肉价格持续波动中，生猪养殖产业链中能稳定赚钱的有以下几类：一是卖饲料的，二是杀猪的，三是收购毛猪的中介。此外还有一类，在本地称作“嫖猪”——联系买猪的客人，再将猪农手里的猪低价买进，喂养极短的时间后，联系客人将猪卖出，一般这样的人会在行情好的时候活动频繁，市场不好也就很少参与。

也有散养户表示：“猪贩子在收购毛猪后，再加上20%毛利卖给政府。我们希望国家出台最低保护价，这样才不会导致肉价暴涨暴跌。”

“肉价的剧烈波动和炒股差不多，”一位散养户对记者抱怨说，他希望各村的养殖户可以组成公司，像山东、江西的养鸡专业户那样通过“公司+农户”的模式与市场谈判，而不是任市场决定。

面对这样的市场，盐城万兴的难题是：已经投入了几十万，盖起了猪舍，还养了很多母猪，不能就此作罢，虽然亏损，也得继续坚持。

去年8月，农业部下发通知规定仍将发放能繁母猪补贴，标准为100元/头。这延续了2011年的标准。该规定明确，所有拥有能繁母猪存栏的规模养殖场、养殖户、种猪场和散养户均能享受补贴。补贴资金按照不同地区由各级财政承担，包括浙江、江苏在内的东部地区有地方财政承担，安徽等中部地区由中央财政负担60%、地方财政负担40%。

但对于各地的养殖户来说，普遍反映这部分钱并没有及时拿到，要么是拖欠一至两年，要么只发放一部分。

“三废”处理费怎么收

嘉兴新丰镇的养殖户孙家钢，养了13头母猪，他最近几天收到了2011年的补助，但只有650块，另附了一张收据是：嘉兴市汉塘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汉塘公司”)生猪三废处理的收据。“这种行为是打着环境治理的旗号，收老百姓的钱。”

汉塘公司是干什么的？

在浙江嘉兴的新丰镇，养猪过程中产生猪粪、尿液等废物的处理系统，由国有的环保公司运作，这些环保企业为村民修建沼气池、排污管道等治污设施，费用主要由政府分担，村民出少部分钱。除基础设施外，对于随时产生的养殖废物，工作人员会上门收集。比如每个村都设有鲜猪粪处理中心，最后发酵成有机肥，统一收购、销售。此前，新丰镇的养殖户也并没有对这些服务缴纳过费用。

而从去年中开始，汉塘公司成立，专门处理生猪“三废”，按照商品猪出栏的标准，对养殖户实行10元/头的标准收费，收费方式是一刀切，统一征收。出任该公司负责人的正是竹林村前任村支书胡文庆。

陈宏伟曾经在苏州养过12年猪，现在新丰镇承包的养殖场有450头规模。他对汉塘公司收取的“三废”处理费想不通。按照他的经验，在苏州、南通、如皋等地，对于养殖大户，本地政府都没有收取这笔钱。

“今年汉塘公司将这笔费用涨到了20元/头，现在的情况是在一头猪报检时要收10块钱，在卖掉时打检疫票前，又要加收10块，现在养一头猪至少要亏损100元，再加上这20元，我们承受不起。”陈宏伟抱怨说。

相比陈宏伟，新丰镇金丰村刘天柱的养殖规模要大得多。“以前把一头猪养到125公斤卖掉，这个过程中不收费，最多收取两三块钱的检疫费，而自去年下半年开始，我每年要多给汉塘公司交10万元左右。”

在刘天柱看来，汉塘公司名义上收取的是“三废”收集处理服务费，但实质是对每头猪进入市场收取的“人头费”。按照他的估算，从去年中成立以来，汉塘公司针对新丰镇的养殖户已经收取800多万元的服务费，而今年至少会有1600万元的进账。

不过，竹林村支书陈云华表示收费正常：“虽然目前养猪亏本，再加上环保压力，但在收取排污费时农户们大多没有抵触，都很理解这是为大家的环境做贡献。”

强制减产后果严重

为了控制规模，嘉兴正通过划定禁限养区、严控区外过路猪等政策调减生猪饲养总量，海宁、平湖等多地也推出了类似政策。

新丰镇副镇长黄军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我们已经打算三年以内，要求关停部分养殖场。实行生猪减量体质发展，压缩总量，在县区精养区，3年内不翻建扩建猪舍，并关停部分养殖场，另给猪棚转产补助，引导农户转产转业。”

黄军预计，压缩后，新丰镇的存栏量将从现在的25万头压缩到15万头，3年内，现有养猪的4.5亿的产值，将会缩减一个多亿。替代养猪的有几种途径，将农户现有猪棚改造成蜗牛棚，养殖白玉蜗牛。

“养了10来年猪，说养蜗牛就能养的吗？”陈云华说：“我们去年组织参观了白玉蜗牛的养殖户，养蜗牛技术含量很高的，但风险更大。如果蜗牛发生了疾病，很可能全部死光。”

“养猪的小散户，在我们农业规模化和农业工业化的进程中，是首先被剿灭的对象。”一些小散养殖户对此政策反应激烈。

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在嘉兴平湖塘等地，一些小散养殖户的猪舍已经面临被拆迁的命运。扩建猪棚被限制，一些没有合法手续的猪棚将被拆迁。有养殖户分析称：“有多少猪棚有合法手续？如果把非法搭建的猪棚拆光的话，猪价到几年后将翻两番。”

事实上，在养殖业发达的国家中，除了美国推行的大规模养殖外，在澳大利亚、日本都推行的是“散养户+合作社”的模式。经济学家郎咸平近期指出：散养的小农经济模式才可以保证肉品质量，而大规模工业化养殖，因为片面追求市场利润，会导致品质下降。

有养殖户还指出，在养猪的产业链上，牵涉了玉米大豆的种植户、饲料加工厂、饲料分销店、猪肉食品厂，当然也有很多寄生在这条产业链上的中介，中间的从业人员非常多，光靠行政打压缩减饲养规模，后果可能是非常可怕的。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赵磊 | 浙江报道 文中出现的养殖户，除宏正牧业负责人王波外，其余应受访者要求，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