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设立这样一家城镇建设银行的必要性？这与当前“土地财政+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模式弊端息息相关。

河南银监局局长李伏安对此曾有论述。他认为，现在各地城镇化的主要资金来源是政府融资平台和银行贷款，然而过去几年，“防范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成为监管关注重点，严格的资金投向监管之下，银行贷款投向政府融资平台被遏制了。

“政府融资平台又频频收紧，城镇化进程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在李伏安看来，如果下一步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城镇化将难以为继。

换句话说，一旦资金链断裂，可能会涌现出一大批城镇化建设道路、矿区、厂区的“半拉子”工程，如无法顺利衔接上，将带来很多问题——不能形成有效的就业居住生活环境，这将使得城镇化不能实现效益，也不能为地方政府带来税收和福利。

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成立一家专门服务城镇化的新型政策性金融机构，亦是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题中之义。

如何定位？

成立一家新的致力于城镇化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摆在制度设计者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如何区别与国家开发银行的定位？

2008年开始转型商业化的国开行，已拥有超过15年以上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等开发性金融经验，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芜湖模式”更开创了政府融资平台模式先河。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的一段话，为理清这个问题带来了些许思路。会议提出，要为城镇化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其中之一，为“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当前要发挥好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城镇化中的重要作用，同时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

这将国开行和拟设立的新型政策性金融机构，摆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

按中投公司副总经理谢平的研究，城镇化的融资模式有三种，第一种是现有模式——混战模式，即一年社会融资量大概为20万亿，究竟有多少被投放到城镇化建设难以很好地确定，最后由各自博弈决定均衡；第二种是地方债模式，地方政府为了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专门发债；第三种是机构模式，如由国开行统一发债，国家规定一个规模、期限，再由国开行安排城镇化融资。这是基于机构有专业能力、有规划方案，能很好地约束地方政府，可严格地控制总量的基础上发展的模式。

无论是市政债还是成立专业的新型政策性金融机构，2014年破冰的可能性都非常大。但两种模式都无法解决地方债务扩张的一个核心命题，即如何对地方政府城镇化融资总量进行控制？

一句话，过去十年盛行的土地财政+平台贷款的模式已经行不通了，但新的答案仍待政策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