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导致中产者偏少？

苏海南：不宜这么下结论。垄断应该是一个间接因素。我们可以说垄断是造成收入分配关系不合理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造成中等收入者比重小的直接原因。

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偏低，是受我们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人力资源素质结构以及我们收入分配关系不合理所制约和影响的，比如，我国第三产业不发达，白领和灰领人员数量少，中等收入者比重就难以提高。再加上收入分配制度有很多弊端，人们合法致富的途径还不多或不畅，会进一步抑制那些本来应该进入中等收入者群体的人。

可以这么说：进了垄断行业的正式工，大部分人可能都是中等收入者。由于垄断行业、企业影响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导致其他行业、企业无法或难以通过竞争获得合理的经济收益，会遏制这些行业、企业及其职业，使他们的收入提不上去，这对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有负面影响的。但同时，垄断行业还有一部分人本不应该成为中等收入者，比如说抄表工年收入都能拿到十多万，从这个意义上讲，又增加了一些本来不合适的中等收入者。

周天勇：可以这么说。但它还不是一个主要因素。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偏低，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创业者少，小老板少。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中等收入人群中，最大的群体就是中小老板。像发达国家，至少每1000人口有45～50个小微企业；即便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也有45个左右的小微企业。而我国的中小企业、小微企业不发达，数量太少。我国1000人口大概也就十二三个。这是导致我们中等收入者少的主要和关键原因。

杨宜勇：这样说带有情绪化色彩。垄断可能是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中等收入在日本就是职业化、专业化，日本的专业人士就是中等收入者。如果都是卖苦力，永远不可能成为中产者。最关键的还是人的素质和创造性，要有创新活动。中产是靠自己挣出来的，不是靠别人来救济。要成为中产者，还得靠自己。

“扩中”有哪些办法？

苏海南：首先是通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促使其中部分人进入中等收入者群体；其次是扶持自主创业、科技创业等人员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第三是进一步改革完善企业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第四是调整产业、职业结构，增加白领和灰领(技能工人)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人员来源；第五是建立更广泛更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就业，稳定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第六是加大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的投入，为“扩中”提供基础；第七是深化其他方面改革，为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提供更多体制保障。比如，进一步打破城乡分割管理体制，积极引导和吸收更多的农民转变为市民；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改进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继续抓好房地产市场规范和教育、卫生体制的深化改革等。

另外，政府还要充分发挥政府财税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坚决打击非法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引入竞争机制，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总之，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配合。

杨宜勇：一是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者素质。二是政府要创造更加宽松的创业环境，劳动者要勇于创业、要热于创业。三是企业要有自己的品牌。

汪同三：培养中等收入群体，首先要从收入分配改革入手，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如果能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们早都没这个问题了。概括讲，就是要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阶层去制定具体的收入分配制度。

“伪中产”是否存在？

苏海南：可以这么说，或者叫“准中产”准中等收入者。

国际上讲的中产阶层，是一个收入水平中等、职业主要是白领或灰领且比较稳定，其社会层级处在社会分层中等及以上，特别是他们拥有一个大家都共同遵循的相同相近的价值观的这么一个群体。

在我国中等收入者群体中，其家庭结构、财富积累、收入状况等都不一样。部分人有一些积蓄，家庭人口比较简单又没有太大负担，就成了真正的中等收入者。而另一部分人，虽然收入横向比达到了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收入区间，但家庭负担可能比较重，又是北漂或者外来劳动者，考虑到购房、子女教育等，他的实际消费水平达不到真正中等收入者人均应有的份额。所以可以把他们叫成“准中等收入者”。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 ● 实习生 方宁︱北京报道

嘉宾：

苏海南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

汪同三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周天勇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杨宜勇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被视为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最大亮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下称“扩中”)上来。

有分析认为，中央此次的“扩中”表态，或将成为中国未来30年从国富到民富转型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