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资本差异造就城乡差距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八大开幕式报告上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最引人注目的是，2020年“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这个国际上都有先例，叫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厉以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按照增长一倍的话，年均增长超过7%就可以达到，这是有可能的。”

但这一问题涉及当前改革的一个核心命题，那就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这关系到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制度性差异。

“城乡都是土地国有制，但城市有房产权、房产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民祖传的房子、宅基地盖的房子没有房产证，不能转让，不能抵押，出租都很困难。”厉以宁说。

他认为，现在要做和正在做的，是土地确权。“承包地，明确多大，发使用权证书；宅基地，重新丈量，面积多大发宅基地证；宅基地上盖的房子，发房产证，三权三证。”

“土地确权，保护农民利益，不能够任意拆迁，占用；土地确权，便于土地流转，土地流转，中国的农业才有希望。”厉以宁谈及中国未来增长前景时如是说

财政收支必须基本平衡

厉以宁认为，欧债危机给中国三大启示，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欧债危机全面暴露了凯恩斯理论的缺陷，未来“财政收支必须基本平衡，而福利量力而行，许诺不要太满。”

厉以宁用“三大意想不到”对凯恩斯主义受到的挑战做了概括，其一，194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美国经济学家汉森提出“周期财政收支平衡理论”，指的是经济衰退的时候多推行财政赤字，但政治周期的存在打破了凯恩斯理论；其二，凯恩斯主义没有想到福利刚性的特点，“福利有了就不能减少”；其三，过去认为，只要国家不亡，国债就可以不断借新债还旧债，无限期发行下去，但此次欧债危机看到，旧债不还，不买新债，本国人不买，外国人也不买。

“当前正在向凯恩斯之前的传统经济学教条回归——财政收支必须基本平衡，这就表明了对中国而言，福利量力而行。”

此外，欧债危机前，一个流行观点认为，外汇储备不要太多，只要够三个月的进口和本年到期的外债还本付息就行了，外汇储备太多，可能会引国内通货膨胀等货币政策难题。

“这个理论需要重新思考，外汇储备不仅是外汇储备，还是在紧急状态中可以动用的一笔资源，外汇储备充足的话，到哪你都吃香。”厉以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