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未来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将由哪些关键因素决定？

费琛： 这涉及多方面因素。首先是银行的业务组合。一些回报率较丰厚的产品可能会受限，因为客户的行为正在改变，他们愈发倾向于更简单的产品，而不再追求回报最大化，因为他们想要达成风险更低的资产组合。在运营层面，内控要求将进一步加强，预计基础结构成本也将上升。同时，新法规也会影响流动性的规则。综合来看，银行将承受压力，因为资本要求的改变将限制业务量的增长。因此，银行业必须另寻弥补途径。这就意味着所有银行都要努力削减成本、精简运营、实现效率最大化等。一些银行将不得不放弃部分业务，而专注于规模较大、最有竞争力的业务上。

至于德意志银行，我们不会改变初衷，那就是要成为全球领先的全能银行。我们要坚守全能银行模式，这在当今并非易事。因此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才是决定我们成功的因素？我们总结出5个关键驱动力：资本、成本、文化、客户、竞争力。我们把这些称作我们的5C。

日报：谈到全能银行，目前，在美国有“沃克尔规则”，英国有“维克斯框架”，以及芬兰央行行长提出的“利卡宁提案”。你如何看待这些类似但又不同的框架？

费琛： 这些框架都旨在保护存款及客户的利益。我们认为全能银行与这一宗旨并不矛盾。我们的银行已经有132年历史了，我们一直妥善管理全能银行模式，并未因此造成任何伤害。我们的客户也青睐这一模式，不希望改变。但监管者认为目前亟须将一些风险较高的业务与需要受到保护的存款业务分离开来。换句话说，就是主张不应允许投行使用散户存款参与高风险投资。但这一主张有漏洞。目前并无证据表明全能银行是引发危机的始作俑者。相反，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一系列事件始于那些纯粹的投资银行。受害的机构包括零售银行、中型银行、国有银行等在内的整个金融业。分离这些业务并不能回答现有的问题。我们相信，与有效监管框架下的全能银行系统相比，拆分全能银行业务未必更加安全。

新兴市场不会重演1997亚洲金融危机

日报：发达国家经济复苏重获动能，而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却有所放缓，你如何看待这一趋势？

费琛： 一年来，世界对于新兴市场的看法已发生变化。年初时，我们说新兴市场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这没错，而且它们现在仍是增长引擎，只是增速有所放缓。我不赞成新兴市场已经失去动力这一说法。它们虽然增长放缓，但仍然不容小觑。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身处窘境，外界对其估值发生了改变，但这个诱因远在华盛顿。美国缩减QE的预期造成逐利的外国资金大量撤出新兴市场，为美国利率的变化做好准备。虽然这是引发外界重估新兴市场的原因，但一些受到影响的新兴市场的确也没能把握住之前的大好时机，在流动性充裕的时候及时进行必要的改革，这是令人失望的一点。

日报：你见证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及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你认为目前新兴市场所面临的危机会像1997年时那么严重吗？

费琛： 我不认为这一次危机会像上世纪90年代那次那么严重。因为目前全球环境已经改善，新兴市场也摆脱了沉重的外债。因此我认为资本外流的空间有限。我也希望这些国家能以此为戒，提醒自身即便在流动性充足的大好时局下，也应该继续进行改革。否则，一旦市场情绪发生转变，加上资本自由流动，风险动向是很难确定的。我希望，如果还有进一步短期资本外流的话，将不会造成更大波动。但就中长期来看，新兴市场的吸引力仍不会减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