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难源于管理弱　强化行政、法律手段迫在眉睫

报告显示，受骗网购消费者中，有七成消费金额在５００－２０００元之间。

肖楠表示，他们在处理这些案件时，通常先将所有已掌握信息提供给网络监察部门，并联系所在地公安部门协助调查。

不过他坦言：“由于警力有限，同时要考虑办案成本。目前来看对于有些网络诈骗案件也没有精力去做。”

此外，许多消费者表示，由于网购过程中没有任何消费凭证，消费者无法提供购买时间、地点、价格、商品名称等相关信息，因此当地消费者协会也没有办法解决。

如果到公安机关报案，需要提供更多的相关证据，如网站交易截图等。“本身损失金额也不大，与其这么麻烦，有那个时间还不如多放在工作上。”一些消费者说。

柴跃廷认为，由于电子商务打破了地域时空限制，消费者索赔成本大多数远远超过商品自身的价值，消费者求偿权更难实现。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雪峰表示，由于电子数据易于修改，经营者在发现被追查时，往往利用技术手段修改或毁灭侵权证据，使消费者和监管部门对数据的真实可靠性难以确定，甚至根本就无从取证，造成侵权责任认定难。

互联网商业化和社会化的发展，其影响涉及生产和生活方方面面。因此有关专家认为，在这样一个涉及多方利益、复杂的互联网环境下，政府的监管对于整个网络信用的建设就显得至关重要。

“要在互联网环境下树立交易各方的信心，关键是让互联网交易双方能够自主地依托于一个全面、可靠的第三方信息验证平台来保障交易的安全。”钟萍说。

多位专家表示，我国亟待建立一个覆盖广泛的互联网可信验证服务体系，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全面的网站可信识别服务。

柴跃廷表示，目前已有的电子商务法律法规中多是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这些规章效力较低，直接造成其使用范围和力度不足。

柴跃廷说，除政府监管及第三方信息验证的事前防御外，对互联网的安全及信用保障还需要事后的法律救济这一屏障，为互联网侵权的法律救济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方面可以通过行政救济或司法救济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另一方面在于对侵权人施以惩戒，对互联网参与者起到警示作用。”他说。